我怕挨骂，所以不敢回家，自己找了个朝阳的山坡偷偷坐着晒太阳。别的小朋友跑到我家，把这事对母亲说了。她找到我的时候，我还在傻乎乎地自己对着太阳晒呢！母亲带我回家，先让我脱了衣服进被窝暖着，然后拿了湿透的衣服去烤。
抚顺与老虎台的两地奔波
以上是我父亲在农村的学校读初小的情况，后来他又来到了抚顺市抚顺中学读初中，这段求学经历在他脑海中如昨日之事般清楚。
以下是父亲对于抚顺时期求学经历的回忆。
我读初中的时候，两个哥哥一个在老虎台的铁厂工作，一个在煤矿工作，可以帮母亲分担一部分生活重担，我家也随之搬到了老虎台。
老虎台现属于抚顺市市区，但当时是郊区。我们与别人合住，3间房子每家一间半，中间有两个锅台。由于哥哥们在外面工作，所以家中常年只有我与母亲二人。
抚顺中学可以住校，但我都是坐电车回家，由于这时候家中条件好转，我还办了月票。我学习尚好，没遇到什么困难，成绩跟以前一样优异。那时候是小礼拜，只有周日休息，但我从不给自己放假，平时上课，周日就去打工，一天能挣个三五毛，然后把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母亲。每天早晨上学之前，她再给我两三分钱当中午的饭钱。当时一分钱能买个小烧饼，两分钱就能吃很饱了。我买个烧饼，再去水房打点水，就解决了午饭。
当时日本已经侵略中国，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学生基本上不谈政治，随大流生活。
老师都是中国人，但每天早晨要带领我们唱伪满洲国的“国歌”，到现在我还记得歌词，“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我们平时的课程除了日语之外，还有语文、数学、体育、自然、历史等课程。老师特别严厉，拿戒尺打不听话的学生，好多人的手都被打肿了，怎么办呢？就用砚台冰一下。
我功课好，考试成绩一般在前两名，就有一次因为意外，拿了第三名。那次正赶上考试，我和一位叫张一臣的同学打闹，我俩摔跤玩，结果他一下子被摔倒，脑袋起了个大包，疼得大哭。老师闻声而来，问了原委之后一下子扣了我5分，最后成绩算出来，我得了第三名。
我觉得挺冤的，后来跟张一臣说：“我说不让你哭，你偏哭。这一哭被老师知道了，就扣了我5分。”
在抚顺上初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因为我上面两位哥哥一个名叫马德海，一个名叫马德江，结果我叫马德池。池小矣，“蛟龙岂是池中物”，想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于是我改名叫马得志。
奉天日语学院求学
下面是我父亲的回忆。
1938年我考上了沈阳的奉天日语学院，院长是日本的大将佐藤雄南。
佐藤院长天天早晨都给我们训话，可是由于时间太久，我记不得具体内容了。学校里基本上全是日本老师，上课先行礼，然后再坐下上课。课上老师讲、学生听；老师问、学生答。这些老师都挺严肃的，学生很怕老师，但是他们不打学生，最多就是吓唬吓唬，说两句。
我在日语学院上的是商科，除了语言课之外，还加了一门《商事要项》，就是学怎么做买卖。学校离我家还挺远的，从抚顺到沈阳有81里路。我不住校，每天早晨坐50分钟的火车到沈阳，再坐半小时的电车去学校，晚上再回家，很辛苦。
奉天日语学院像大学，很自由，学生上不上课老师都不管。偶尔我也会给自己放个短假，逃课在沈阳玩一天。我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挺好，最好的朋友是张元杰。张元杰家人多，热闹，我常在他家吃饭。奉天日语学院穿统一的制服，夏天戴小白帽，冬天是一个带遮檐的帽子，很好看，可惜当时的照片很多都找不着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戴个小白帽，和张元杰照了张合影。
为逃兵役，远走山东
1941年父亲从奉天日语学院毕业。
当时伪满洲国的军队抽壮丁当兵，年满18岁的男青年要服两年兵役，跟抗日的队伍打仗。我父亲他们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风华正茂，总有一些政治上的抱负，不愿意帮日本人打中国人，所以商量着还不如回山东。
这些年轻人最后到了山东的禹城。我父亲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专业又好，找工作比较容易，他们同行的同学有的去了北京，有的继续南行，父亲认为自己是山东人，所以落脚于此，在禹城的文昌阁小学教书。
麻烦的是父亲走之前没来得及跟家里打招呼，当时没法打电话，邮路也不通。我祖母联系不到小儿子，急得眼睛都快哭瞎了，后来她找了一个算命的人，那个卦我祖母记得特别清楚，叫“一条青龙在河滩，半截湿来半截干”。算命人说：“你的小儿子遇见贵人了。”那条龙就是贵人的意思。我祖母特别迷信，所以才放下心来，这个卦象也是支撑着她继续活下来的精神支柱。如果她像我一样是无神论者，那就不好说了。
关于在山东的这段经历，父亲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起去往山东的有一个姓吴的，他是我老乡，在东北和我哥哥是同事，老家是禹城的。通过他的介绍，我在文昌阁当上了小学教员。正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妻子；也正是在这里，我由于加入共产党而被捕。
1944年夏，禹城一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并逮捕了不少人，随即株连我们这个组织。
1944年7月8日下午，日本宪兵和一些便衣特务包围了我们学校，当时刚放暑假不久，学校办了一个“补习班”，为升学的学生补课，大部分教员都留下来给补习班的学生上课。幸好7月8日是星期天，许多学生和本地区教员于前一天下午回家，我和几位家在外地的教员及少数家远的学生仍在学校。
是日下午三四点钟，宪兵队围了校门，只准进人，不准出去。宪兵队队长寺田让一部分宪兵和特务持枪看守我们，其余的分别到各教室、办公室和宿舍搜查，然后将我们都集中在院内，并带上手铐。他们此次在我校一共逮捕了27人，我后来的妻子于劲心也是其中之一。当晚我们被关押在县保安队的队部里，宪兵队连夜对部分人进行拷问，并于搜查文昌阁小学之后，又在城内逮捕了八九个人，在禹城共逮捕了三十六七人，并于次日早全押赴济南。
到济南后我们被关押在日本驻济南的1415部队，过了两三天后，宪兵队又把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转押至二马路的“顾良民公馆”(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在此进行严刑拷问。
在第一次接受刑讯时，没说几句话，我就被宪兵队摔倒，趴在水泥地上，然后几个宪兵踩住我的手脚，一个宪兵用皮带狠命抽打我的脊背和臀部，直打出血水，疼得我昏了过去。接着，他们又往我头上浇凉水。这样反复抽打，直至他们打累了，才把我送回监房。
我由肩向下至臀部全被打烂，一挨地就彻骨地疼痛，回监后我坐卧不得，只能趴着或站着。监房是地下室改建的，每个房间只有五六平米，靠通道的一面立着方木栅栏，在一边开一个小门，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出。看守的宪兵在通道内来回巡视，屋内任何活动都看得很清楚。
监房潮湿黑暗，时值伏天，一间小房关押五六个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房间的一角放了一个大马桶，五六个人的大小便全在此，气味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伤口很难愈合，出汗后更是疼痛难忍。监房内无任何被褥、草席，只能直接坐或卧在水泥地上，而且白天只许我们坐，不准躺，有人因饥饿或病痛支撑不住躺一会儿，被看守发现，马上就一桶水泼进屋，监房变成水牢，我们有伤口的人就更难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