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被第二次提审。这次不用皮带抽，而是用烟头烧，烧得肚皮满是泡，泡破后流黄水，钻心地疼，痛苦之状难以形容。
我们在“顾良民公馆”被押了一周后，又被转押至城里“乐园公馆”，这里可能是宪兵队本部，地处商业繁华区，位于芙蓉街南侧，临街的一座楼是办公楼，宪兵队长寺田经常进出此楼。牢房就在办公楼后院。到此不久，我被连续刑讯两次。
在“乐园公馆”我被关押了约三个月。日本宪兵根本不把我们当人，任意施刑拷问，将每个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各种毒刑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们被刑讯者都高声大骂：“日本法西斯分子毫无人性，禽兽不如，残酷对待异国人民，必遭天谴！”
10月中旬，日本人又将我和另外几个人转送到济南北郊“新华院”集中营。这里关押了数千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是被俘的军人，个个面黄肌瘦，虽未受拷问，但因长时间忍饥挨饿，所以显得全无生气。
我到“新华院”后，被分配在一个中队内，100人同住一间房子，一个队分为5个班，每班20人，这种编制一直保持到我们后来到日本也没有被打乱。
到“新华院”约半个月后，一天夜晚我们4个队(每队100人)被宪兵押到火车站，上了4节闷罐车。火车开到了青岛的四方车站停车，宪兵很快让我们上了类似渔船的船，并向海中驶去。
为逃兵役，远走山东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岛上(据说是小青岛)，日本宪兵没来，只有几个便衣日本人跟着我们上了岛。临近中午，来了一条装满煤炭的大船，我们400人再次上了船，这时方知日方要把我们送往日本。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闷，不了解目的地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心中七上八下，思来想去只有听天由命。
我父亲1941年到达山东，共产党地下组织知道他是从东北来的，所以不断地接近他，1942年父亲开始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后来在一个叫马严岭的老党员的介绍下入党，并和他单线联系。父亲属于党内积极分子，思想很活跃。
这时，父亲和我母亲认识并有了感情。母亲比父亲大10岁，但是她看起来特别显小，我看过当时的照片，他俩的年龄差距看起来没那么大。母亲在家娇生惯养，是大家小姐的性格，特别恬静，没事就自己弹琴，也不和别的男教员说话。父亲就粗犷豪放些，吃过苦、受过累，性格活跃。母亲开始拿父亲当弟弟看，觉得他天真活泼，后来俩人就有了感情。
1944年，第二次济南惨案（第一次发生在1928年）发生，四百多名共产党员被枪杀，马严岭被逮捕。在后来的审问中，马严岭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了革命，供出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人。他说我父亲在文昌阁小学教书，鼓动全校师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听闻这个消息，日本宪兵在1944年的夏天跑到学校。当时是暑假，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老师离家近的也回去了，家远的就没回去。我母亲家在北京，就留在学校过暑假。日本宪兵把所有留校的人员，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一股脑地逮捕审问。
从学校被带去监狱的路上，父亲安慰母亲说：“你没事，过些时候就能出来了。”母亲说：“我要是出来就回家去，不在这了。”说着，她还把自己北京家的地址告诉了父亲。
我外祖父是民族资本家，经济实力雄厚，他拿自己在烟台张裕酒厂和山西大同煤矿的股票跟冯玉祥[1]换了北京圆明园的一处宅子，历经岁月变迁，宅子现在已是荒地。当时家里长工、短工加起来有十几人，属于大家，附近随便问一个人都知道老于家（母亲的家）在哪。
宪兵早已把被捕人员的档案拿到了，他们一看我母亲的家庭和出身就知道她十有八九不可能是共产党员，但还是把她关了起来。据母亲后来回忆，那段日子真是很苦。她是大小姐出身，家里的掌上明珠，向来是娇滴滴的样子，没受过罪，生活特别讲究。监狱里每天发给每人一碗小米饭，母亲有洁癖，她把小米饭最上面的和最下面的给了别人，只吃中间那一点。就这样在监狱里过了将近一个月，然后我母亲他们一些无关的人就被释放了，宪兵唯独把我父亲留下，对他严刑拷打。
从监狱出来后，母亲回到了北京。外祖父认为她刚从日本人的监狱出来，得压压惊，所以什么都由着我母亲，还让她跟李苦禅[2]学画画。外祖父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母亲在教会认识了何思源[3]的夫人。悠闲地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通过何思源的夫人的介绍，母亲在北京辅仁附小、辅仁女中教书。由于是教会学校，所以工资比一般老师要高一点。
我父亲就惨了，他在济南待了三四个月，受尽各种虐待。当时父亲身上的筋骨无大碍，但皮肉伤特别多，有鞭子打的、有烟头烫的，惨不忍睹。父亲在被审问的过程中说：“那是我的长辈、是我的先生，先生让我们这些学生、晚辈做什么，我们就得跟着做。”也就是他不承认自己是领导者，只是被领导者。当时他身上都是伤，监狱里水泥地上泼了很多水，直接在地面睡，身上有伤口，再拿脏水一泡，情况可想而知。被严刑拷打打死的人也有，如果宪兵掌握了父亲是共产党领导者的确凿证据，肯定逃不了枪毙，但他们就是抓不着他所谓的“罪行”，另外父亲始终不屈服，不吐口。
最后宪兵拷问不出有用信息，正好抗日战争到了晚期，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所以决定将父亲他们全都送去日本做劳工，这样我父亲才幸免于被枪毙。
被迫到日本做劳力，艰难的一年
下面是我父亲的回忆。
去日本的路上条件十分恶劣，我们从青岛出发，经过朝鲜半岛的南部向日本航行。宪兵在船面甲板上支起了4个大帐篷，一个帐篷住100人(一个队)。船沿着海岸线航行，以躲避英、美飞机的轰炸。途中有人晕船，有人生病，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我就用日语向日本人要点药给病号们，听到我讲日语，他们感到很奇怪。
航行一个星期后，到了日本的下关。日本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像是检疫所的地方，将我们脱下的衣服全部收去熏蒸消毒。接着我们被赶到一个放有药水的大浴池内进行消毒，浴池内药味刺鼻，像是硫磺的味道。我们从池子里上来后，再用淋浴冲一下，之后穿上蒸过的衣服。消完毒后，我们400人就被分开了，4个队被分到4个地方，我所在的队连夜乘火车，大约行驶了一天的时间到了石川县七尾市，我们被安置在七尾市港口附近的一座大木板房内住下（后经查证，我们到七尾的确切时间是1944年11月16日）。
木板房的入口门边挂有一块“华工管理事务所”的大木牌，后院是一片沙滩，周围有三四米高的木版围墙，这是我们平时唯一的活动场所。
木板房像是一个大仓库，屋内沿着房子的长度搭成了4排，上下两层的木板床铺，一排床铺恰好住100人。我们先到的这100人住在最北边的一排上下两层的床铺上，发给每人一根圆木当枕头，床铺上铺了一层稻草当褥子，被子是在“新华院”时发的每人一床白布被子。我们就这样被当作“华工”在港口做起了劳役。
到七尾后我们没有再重新编队，队长叫裴希祥。华工管理事物所的日本人看我有点文化，就安排我为副队长。住在这里不能随便出入室外，昼夜有持枪的警察轮流看守着我们，他们在房内来回地巡视，我们毫无行动的自由，与蹲监狱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