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去回忆一下以前走过的路，没什么大遗憾，也没觉得还有没完成的事情。本职工作自己做得还算满意，因为隋唐考古之路是我开辟的，过去没有人做这个工作，隋唐前后300年左右，在历史当中也就白驹过隙的那么一段，就像人生一样。我对工作有兴趣，对历史也有兴趣，所以乐在其中。
隋唐这一段的历史文献比较丰富，现在再怎么做，都超不出文献了，所以专门再研究这一段的人很少了。我觉得该做的，我自己都做了，我实际上的发掘工作超出了文献、更正了文献，我的兴趣就在这里。
我父亲是荣辱不惊的人。国庆60周年的时候，整个考古文博系列评了21个特殊人物，他是第二名。我激动极了，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可是他表现得很平静，恬淡无欲。后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颁奖仪式，父亲当时住院，没有去，由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现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他们的一个副局长、党委书记，还有考古所的人陪着，亲自到我们家来给父亲戴红花、送奖章。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只会对自己在考古过程中的新发现而兴奋，为验证了历史而激动，为用事实来更正历史的错误而骄傲。除此之外，他对奖章、荣誉却很淡然，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挨斗和侮辱，他都可以淡然面对，一笑而过。
我心目中的父亲
慈父与严父
印象中父亲的脾气很好，轻易不生气，当然一旦他发怒，那是很厉害的，这点他和我母亲不一样，母亲永远凶不起来。
父亲闲时还跟我们闹着玩，我和弟弟或者妹妹坐在他腿上，他一边颠一个，累了就停下来，这时我们就说：“不行，再颠，再颠。”他就笑着继续。
过年过节，父亲用烟盒里的锡纸做成小酒杯，一个一个扔到房顶上，而且得成五角星的形状，不然就拿下来重扔。他若有工夫也会带我们去颐和园玩，让弟弟骑在他的脖子上。我弟弟比较高，有一次他骑在父亲脖子上，伸手去碰马蜂窝，被马蜂蜇了眼睛，把父亲急坏了，也不玩了，赶快回来上医院。
但是父亲生起气来也很吓人。近代史所和考古所是连着的，近代史所的所长刘大年离我们家住得很近，他的女儿刘璐跟我是幼儿园、小学的同学。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看刘叔叔刷牙吐水时吐到了马蜂窝上，马蜂蜇得他满头包，我就拍手笑。
回来以后，人家找我父亲告状，就说刘叔叔满头包那么痛苦，我还笑，父亲把我一通好骂啊！真是厉害。我年纪小，哪懂这么多？我说：“他那满头包，嘴上带着牙膏，样子好笑，我就笑了。”他说：“那你还拍手？”因为刘叔叔老是很严肃，所以我们这些小孩一看他那么狼狈就想笑。
因为这件事，刘大年他们家的保姆对我的印象就不好了。后来他们家种的花不知道被谁拔了，他家保姆非说是我拔的，还告到我父亲那里。
因为这件事，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打了我，在我脊背上重重地打了一下，他的手掌都红了。父亲生气地说：“你怎么能那样？”我说：“我没拔，我没拔。”我父亲说：“你还犟嘴？你还不找人家去认错？”我一看他真的生气了，只好和父亲一起去他们家说：“我错了，不该拔你们的花。”但是后来，我自己又找到他们家，说：“不是我拔的，我上次是为了父亲不生气才认错。”我特别犟，明明不是我做的，还非要我道歉，心里就不舒服。
事情过去很久后，我跟父亲说：“你那次可真冤枉我了，我没拔，是别人拔的。”我父亲说：“嗨，用你母亲的话说就是吃屈让人。要不然他们家赖着你，我能向着你跟他们家打架吗？”我说：“人家的父母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跟外人打架，你们怎么就不呢？”我父亲说：“打架好吗？”
不管我和小朋友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我父母亲不问青红皂白总是先说我。小的时候为了这些事情我真是生气，长大后就理解了。由于一直都接受这样的教育，所以我工作一直到现在，没跟任何人吵过架。
上初中的时候，《红岩》那本小说出版了，北京买不着，我就给父亲写信说：“爸爸，我要《红岩》。”当时他在西安，收到信后就去给我买书，正好他刚领了工资，全放在兜里，就因为给我排队买书，一个月的工资全被小偷偷走了。后来父亲还开玩笑说：“你这个书可真贵啊，一百多块钱一本呢！”
打不垮的“乐天派”
由于父亲在日本做劳工的时候是翻译，所以在“文革”时被定为了“特嫌”（即怀疑为特务）。即使没这个罪名，他以前不管被封为“五虎上将”还是“三剑客”，那也逃不过“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考古所的所长作为主要批斗对象，我父亲他们这些“大将”肯定得陪斗，一起戴着纸帽子游街。
“文革”被批斗期间，父亲回家还是哼着小曲进门，我们家里从来没感觉到不一样的气氛。我母亲比较忧虑，怕抄家，就把一些“封、资、修”的东西都毁了。她本来有很多的世界名画，一把火全烧了，还有带十字架的项链，也给砸碎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时我才十七八岁，觉得那些项链很好看，就趁我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拿了一个带小十字架的，一直到现在还留着，特别喜欢。我家有一本小说叫《平妖传》，那本书在现在来说没什么，有个动画片叫《蛋子和尚》，就是根据那本书改编的，我母亲害怕有事，连那本书都烧了。她就怕家里被翻出什么，使父亲罪上加罪。好在我们家没被抄家，因为考古所批斗还文明一点，不像有些单位是武斗。
开始我们不知道父亲在外面受这样的委屈，是到后来才知道的。我父亲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哼着小曲回家，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就母亲紧张，可能父亲把被批斗的事告诉她了，但不想让孩子跟着受累，所以没给我们说。
我19岁时离开家去了甘肃，弟弟去了云南，家里的孩子只剩下了妹妹。据说当时工宣队的人办了学习班，平时不让我父亲回家，留在学习班学习，妹妹就每个星期六去接父亲，所以父亲对妹妹特别好。他说：“受了一个星期的气，回来一看女儿在单位门口等着，我就很高兴。”当时有那种羊绒围巾，我们都挺喜欢的，但是特别贵，舍不得买。父亲就买了一条给我妹妹，说：“那么冷的天，站在门口接我，没有羊绒围巾不行。”后来父亲还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吃她的醋，在我最难的时候是她支撑着我。”我说：“我没办法，我要是在北京也会这样的，我不是到甘肃去了吗？”
我心目中的父亲
后来我从甘肃带着同学到天津实习，顺便去我家作客。当时不是周日，父亲不能回家，“工宣队”的队长当着我们单位车间党支部书记和同事的面对我说：“你得揭发你父亲。”我母亲特别温柔贤良，她怕自己说错什么影响到父亲，所以谨言慎行，听了这话也不敢开口。我特别生气，站起来说：“我父亲没什么可揭发的，他从小就干革命，我父亲干革命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