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校里一有演出，音乐老师就找我独唱、领唱；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考上了东城区少年之家；四年级考上了北京市少年宫的合唱团，开始接受正规的歌唱训练。
记两次难忘的演出经历
我一般是星期天下午去少年宫，那时的学生不像现在有那么重的课业负担。
1959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当时人民大会堂刚建成不久，“十一”以前要举行一次正规的大型文艺演出。以少年宫合唱团为主，加上其他学校的一些孩子，一共选了300个孩子唱“天天向上”，我被安排站在第一排中间。能被入选，我们高兴了好长时间，暑假都没休息，一直在排练，有时还到人民大会堂去走台、彩排。
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都没有什么吃的。结果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唱歌的这些小朋友，还领到了大果子面包、香肠、苹果、糖，一人一瓶北冰洋汽水，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幸福。我们小孩就吃一点面包，汽水瓶子不能带走，当场喝了，剩余的好吃的全抱回家去。我母亲说：“你吃。”我一个是吃不了，另外也不舍得吃，于是给了弟弟、妹妹。
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应该可以上更好一点的学校，但是母亲想让我上离家里近的教会学校，所以选择了女十二中学。
1962年，我上初二，这时“三年自然灾害”结束，生活状况逐渐好转，我们又得到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机会。正当我们加紧排练的时候，我吃了一个没洗干净的柿子，就得了痢疾。
那时痢疾不算是小病，所以大家挺重视的。医院还帮我分析到底是怎么得的，最后分析出来我除了正常吃饭以外，就吃了一个柿子。那个柿子是我自己买的，母亲每个星期给我一点零花钱，有钱的同学愿意吃冰棍，没钱的人就不吃，我是中等水平，所以买个柿子吃。当时我在外面，没打肥皂，就找了个水管洗了手、洗了柿子，就这么吃了。
在隆福医院检查出来是痢疾后，我立刻被隔离了，医院的医生跑到我们家里来，给我家进行消毒，给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打了预防针，还拿我做例子到各个小学去巡讲，意思是这个小朋友本来马上要去人民大会堂演出了，这是多幸福、多骄傲的事情，结果就因为这个痢疾去不成了，所以大家要讲卫生、勤洗手，不吃不干净的东西。
幸运的是，我很快恢复，如期参加了建国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汇演。
高中时祖母去世
1963年9月，我在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上高中。快上高二了，我祖母去世了。
那时我父亲因为“四清”运动，去了山东海阳县，他走之前在家洗了脸，祖母就不让我们动那个洗脸水，整整3天都没倒掉。
后来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有一天早晨，祖母起床后先剁了白菜，然后掺了点棒子面去喂鸡。等她忙完，母亲也把早点做好了，一碗牛奶、一碗蛋炒饭。祖母先把牛奶喝了，接着吃蛋炒饭，有个米粒掉在了桌子上，她还拿起来放在嘴里，然后把筷子往桌子一放，就趴在那了。
这时我们3个孩子都不在家，就我母亲一个人，她开始以为祖母昏过去了，后来才发现怎么叫都叫不醒，所以赶快给考古所打电话。所里来了人帮忙把祖母送到协和医院，一测血压已经270了，当时的医疗条件没那么先进，没抢救过来。就这样，祖母去世了。
院里的人都羡慕地说，这个老太太上辈子肯定做了好事，修来好福气，所以去世时一点罪都没受。而且我祖母去世前的一天刚洗了澡，换了新衣服。是不是她自己有感觉，我也不知道，不过当时我突然想到，祖母是不是有预感？要不然我父亲走了之后，3天都不让倒他的洗脸水，也不让我们用那个盆……这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本来我们想等父亲回来再安葬祖母，但当时已经5月份了，且通讯和交通不便，父亲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祖母刚留了3天，就已经有味了，我们又是摆鲜花，又是洒消毒水，即使这样，都盖不住异味。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她先行下葬。这个味，我永远忘不掉，后来我去唐山救灾，到处都是死尸的味，我一闻就想起了祖母当年的情况，印象太深了。
最后的学生时代
我读初三了，红极一时的战友文工团曾经到少年宫合唱团招生，希望招收音色像歌唱家马玉涛那样的学生，我被告知可以去。但是回家后，母亲听说了这个消息，她坚决不答应，她说必须要上大学，想学音乐的话就上中央音乐学院。
高中毕业时我本来可以被保送进师范学院就读，但我一心想自己考北大。我母亲觉得我实力可以上北大，说：“你得做两手准备。”音乐学院和北大不冲突，要是考上北大就上，考不上就去音乐学院。我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并且通过了初试。
真正到后来高考的时候，却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取消高考！因为轰轰烈烈的“文革”席卷而来了…… 这样，音乐学院的复试也被取消了。
“文革”初期，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跟风写了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当时中学课文里选了陶铸写的《松树的风格》，这篇文章文采斐然，暗喻革命者的情怀，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后来邓拓也写了一篇文章，褒扬了梅花和竹子的品格。
我和一个姓李的同学，年轻不懂事，也学着上纲上线，写文批判道：“谁都知道松树是代表革命者的，他怎么能贬松树而褒奖娇弱的梅花和竹子？”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跟我们的老革命家（陶铸）作对？现在看来我们的行为是特别可笑的。
随着“文革”之势愈演愈烈，有的学生慢慢地开始敢批判老师了。这种势头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学校的墙上贴满了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后来从文斗上升到武斗，抄家、剃阴阳头、打、砸、抢都有，有的老师甚至被逼得跳楼自杀。
这些让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从心里来说，很尊敬老师，写大字报还好，可是一到动手的份上，就不能接受了。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动手，批判他可以，但是不能带脏字。那时有一句话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当时就想，怎么这骂人的话都出来了？
1967年，大学的红卫兵开始分裂，大学分的是“天派”、“地派”，北航是属于“天派”的，地质大学当时叫地质学院，是“地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独起一派，为清华井冈山，他的对立面叫“414派”，他们自己互相打罗圈仗，大学生一行动，中学生也立刻分派了。
中学生中有“四三派”（中央文革小组4月3日发言的拥护者），比较激进，有冲击部队的苗头；“四四派”（中央文革小组4月4日发言的拥护者）赶快出来说：“不允许冲击军队，军队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我拥护“四四派”，我们后来被人骂成是“保皇派”。我弟弟参加了“四三派”，就是“造反派”。我们在家里吵架，弟弟把桌子都掀了，母亲气得没办法。我妹妹是“不三不四派”也叫“逍遥派”，“抹稀泥”，什么都不参加。
由于“文革”，我到现在都觉得人是最残忍的动物，有些坏人给我的印象是喜怒无常，没有感情。别的动物，比如老虎，它们一般不主动攻击人，吃别的动物是为了生存，这一群鹿，它只吃一头，不会赶尽杀绝。可是人发动战争是为了什么？杀了多少同胞？“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最后就是冲击军队，抢部队的枪支。“武斗”最厉害的就是四川，动枪动炮打得特别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