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我管理的二类机电产品非常复杂，有电焊机、氩弧焊、轴承、闸门等，价值上千万。到了雄县开会的时候，人家问：“那个电焊机你们设备科还有吗？”科长就不说了，我立刻回答，说：“有，你们要几台？”有一个被人称作黄指挥的问了好几种东西，我都马上说出来了。后来还问到阀门，我说：“那种口径的阀门有好几种，价格不一样，生产厂家也不一样。北京阀门厂的和上海阀门厂的质量比较好，但是价格贵，我们科里存的数量不多。江苏射阳的阀门能便宜一半还多，存量特别多。”
我还说：“那种多的阀门挤占了我们库房的空间，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黄指挥问：“多多少？”我立刻就脱口而出，告诉他们多了多少只，江苏产的阀门我们一共有多少，北京、上海产的有多少，分别在哪个库房，现在数量还有多少，连签了合同但是没有发货的，我都记住了。
等到快开完会，黄指挥问：“你叫什么？”我说：“我叫马骏。”他说：“我没看见你看账本，怎么回事？”我说：“都记住了。我管的东西，我经手的东西哪能忘？”然后他就跟考试似的又问了我一些东西，我都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我的记忆力特别好，上学的时候，考试之前也不温课，一闭眼睛，学的知识点就在眼前了。
后来我们的科长特别高兴，黄指挥还跟他开玩笑说：“以后开会你别来了，就让小马子一个人来就行了。”我说：“那是玩笑，我只管二类机电，别的我没管。”他说：“你以后就不能都管起来啊？以后开会你一个人就行了。”我说：“您这是挖苦我还是讽刺我啊？”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不像有些人见了领导不敢说话，我一点都不憷，不管眼前站着多大的官，照说不误。
“文革”过后
1976年是波澜动荡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们当红卫兵时就知道，周总理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所以对他真是从心底里热爱。
周总理逝世后，我想方设法地找到了一个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这样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缅怀他老人家。天安门纪念碑那摆满了花圈，还有各种诗。王立山站在广场上大声朗诵着他那首著名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后来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批为反动诗。
我们这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送别周总理的人几乎全都以泪洗面，所有的树上都缀满了白花和各种悼念诗。后来人们送的花圈越来越多，都快堆到纪念碑的尖上去了，真是成山成海。首钢用不锈钢做了个大花圈，开着大吊车来放。我带着笔记本抄了很多悼念诗，一边抄一边流眼泪。当时我们对周总理的爱不是一般的爱，我说：“我宁可用我的生命换周总理多活5分钟。”
“四五”镇压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廊坊。当时我们一个姓张的副科长，和我坐同一趟通勤车回廊坊。在车上，我把抄的诗拿出来跟他们讲，说：“4月4号那天，我去天安门了，还下着小雨，天阴冷阴冷的，连雨都在哭周总理。所有人都带着眼泪去……”我还大声说：“那些人简直是胡说八道，说悼念周总理的人都是跳梁小丑……我就去了，就抄了这些诗，哪首诗是反动诗啊？全是悼念周总理的。”我声音很大，全车箱的人都挤在那听我说，而且我估计他们之中肯定有好多人都去抄诗了，但是都不说。
1977年恢复高考，30岁的我决定高考，志愿是北大，并考取了廊坊第一名，但因为试卷没被送到北大不能被录取。而我不愿意服从分配到河北师范大学，所以被取消了第二年的考试资格。
1978年管道局改革，撤销华北输油管线指挥部，我被调到了管道总局供应处的设备科，这次就不仅仅是掌管二类设备了，而是全部设备，算是升了官，手下有了几个能支配的年轻人。
后来我一个叫做张国英的同事，她比我的消息灵通，说：“我们管道局来了一个从北京对调的。”我说：“他是哪的？”她说：“北京长途电话局。”我俩都想调回北京，于是开始从各方面打听消息，星期天休息的时候还回北京找。
当时长途电话局有基站，管道局是泵站，我们找了基站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姓史，名字已经记不住了，只知道大家都叫他“大史”。平辈们管他叫“史丫头”，因为他虽然是一个男的，但是说话有点女里女气。这个人挺好的，就给我和张国英一人找了一个对调对象：跟我对调的那个人在房山基站，当时叫601基站；给她找的是402基站的，就在五棵松那边。
其实管道局当时的待遇很不错，工资比我在甘肃时候的还高，因为是野外工作，所以还有野外津贴，我们管这个叫“野贴”。当时的对调，就算两方面人的工作完全不对口也无所谓，最主要的是得把干部身份转成工人才能对调，干部不能对调。所以我们就从干部变成了工人身份，这就意味着我回北京之后，各方面待遇都会降很多，不过无所谓，我就是想回北京，回到父母身边。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我32岁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管道局期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开始学着关心政治。以前自己就是盲目追随、特别单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调到管道局之后，我的人生观就有了一个大的改变，知道了凡事要多加思考才能看透。我父亲后来跟我讲，为什么有些事情他们能看得清呢？就是因为他们常思考。历代王朝是怎样轮回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些都是螺旋形上升，每个朝代都是这样，可是我们的体会不深，只是单纯记住了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我父亲他们可能体会就比较深了。
工作和学习
对调回来以后我和张国英就到长途电话局报到，结果他们的人说：“你们俩都是搞物资的，现在我们这里没有特别合适的位置。”我和张国英都是物资供应员，她是材料科的，我是设备科的。电话局的人还说：“我们这不像你们管道局那么大，这里只有一个供应科，人都满了，所以没法对口。不如你们先把户口等资料都报上，然后自己去找一下工作。”我们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先把户口上上了。
再次拿到北京户口之后，我特别感慨，1968年离开家还是二十岁的花季少女，这一走就在外面飘荡了11年，再次扎根北京我已经32岁了，离家的孩子终于又回来了。
1979年4月，我开始找工作。当时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我就去找他了。结果到那以后才发现，故宫博物院需要的是讲解员和保管员。如果想干研究工作，那得是大学毕业生才行，我们当时是高中毕业，所以不行。他问我：“你是喜欢讲解员的工作呢？还是喜欢保管员的工作？”这两个我都不喜欢。我在管道局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工作都没我好，所以我根本不能接受让我去当仓库保管员或者讲解员。
回去后就跟我父亲说：“这不行，我还得上大学。”可是这时根据政策， 30岁以上的不能参加考试了。后来我听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要准备招生了，我就觉得可以等等这个机会。
当年我去武汉出差时认识了一个第二通用机械厂的人，但我不愿意做学徒也没去。我刚参加工作就有一个很高的起点，所以现在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是太如意，不是工厂就是街道，后来就跟遇到同样情况的张国英商量，说：“干脆还回长途电话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