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峡化肥厂工作
由于父亲在“文革”中被定为“特嫌”，所以上山下乡的时候，别的同学陆续都走了，我哪都没去，后来好的工作也没我的份，去三线工厂的全都是出身好的工农子女。
1968年，我认识了一个来自甘肃三线工厂的党委书记，叫邢元贵，他们厂里人都管他叫邢老板。邢老板爱听歌，正好我们（我和同学范燕、方淑慈）都爱唱歌，他就说：“你们到我们厂给工人唱歌吧。”
眼看我就要离开家了，母亲将她当年做嫁妆的一个白色羊皮箱子送给了我，让父亲送我走，并叮嘱我要常常给家里写信。到了我离开那天，母亲站在家门口目送我，我都走出去很远了，一回头，母亲还在那站着。最后我越走越远，渐渐快看不见母亲了，这时我听见她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熟悉的声音一声一声地传来，当时我就忍不住哭了。
后来听我妹妹说，那天我母亲送走我后，回去哭得像个泪人。父亲送我去车站，他很坚强，一直没掉眼泪，低着头往窗户里看。火车缓缓开动，他就追着火车向前走，直到追不上。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父亲，记忆中的他总是嘻嘻哈哈的，现在却那么默不做声地追着火车跑，所以我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现在，我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父母当时的身影。
相对于插队来说，我这也算是被分到了一个好工作，但是这么突然地离开家，心里还是难受极了。我笑着和父亲说再见，让他注意身体，上了车以后，把东西放好，安坐下来，这时忍了好久的眼泪朴簌簌地往下落。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不习惯号啕大哭。
我作为特招于1968年10月21日来到厂里，那时户口还没上，所以直到28日我才被通知正式入厂。我的宿舍在二楼，卫生间在远处的一个工地上。当时和我一起住的还有3个人，两个上海人，另一个是范燕的母亲。
当时我和大家的关系处得还挺好，适应得也不错。我先担任播音员，由于我是北京人，所以被工人们称为“中央台”。工人们特别喜欢听我播音，还总让我唱歌。得益于文艺方面的才华，我加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一个人的春节
到1969年的春节，因为我没有探亲假，所以没法回家，整个楼里就剩我一个人，空荡荡地，心里很难受。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宿舍，一边哭一边趴在小凳子上给家里写信(宿舍没桌子)。这时我听见了“嘭嘭”的敲门声，就问：“谁呀？请进，门没锁。”结果外面还是“嘭嘭嘭”地敲门。最后我擦了擦眼泪，起身去开门。出乎意料的是，门口没有人，只有一条大白狗，是它在用脑袋撞门。我认识这只大白狗是厂里养来防小偷的“狗保安”。原来就跟它的关系挺好，偶尔厂里改善伙食有红烧肉，我把自己不吃的肉皮、肥肉全给它。
我想大白狗可能是闻着我的气息找到了宿舍。我摸摸它的头，引进屋说：“你怎么来了？”我坐在小椅子上，对它说：“请坐。”然后它就蹲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信。
宿舍里有家里给我寄的饼干，我找了出来，问它说：“你吃吗？”它哪吃饼干啊？屋里还有瓜子、花生这些过节应景的东西，它都不吃，就静静地陪了我一夜。
我觉得这个要是拍成电视剧应该是挺感人的。那时我二十来岁，那么年轻的小姑娘，远离家乡，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整个楼只有那条大狗陪着我。我一夜没睡，坐在椅子上给母亲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狗也一夜没睡，一直蹲坐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除夕情》，被《北京晚报》评为范文，有一本名叫《五爷的神牛》的散文集，书中全是有关动物的文章，其中就有我的《除夕情》。
初四那天早晨，我一个人没事干就去大沟走走。那里风景很好，没有树，视野开阔。我给母亲写信说：“我是面对‘黑龙江’，背靠‘长白山’。”为什么说是“黑龙江”呢？因为黄河的水稠得跟稠粥一样，工厂一开工试生产，黑水也排了进去。“长白山”是因为山上有放射性的矿，所以不长草，而且山上的岩石被风化了，光秃秃的，有的像欧洲的古典城堡，有的像骏马，特别美。
我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唱歌，唱的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拉兹之歌》。歌词完全符合我当时的心：“到处流浪，到流浪……命运带我去远方，远方……我没有痛苦，没有悲伤，随着命运走向远方……”我一边唱一边在刘家峡的山沟里走了个来回，连中午饭都没吃。
到了五六点钟天快黑的时候，我远远看见有俩黑影跑了过来，走近一看是同事王怀军和他的朋友。王怀军说：“怕你一个人孤单，所以我过了初三就回来了。”假期的后几天，那两个男孩始终陪着我，我跟他们说刘家峡大沟的景色宜人，没事就带着他们去欣赏美景。
这个春节对于我来说很特殊，后来有这两个男孩子做伴，我倒不那么想家了。他们从家里带来了挂面和元宵，我们就自己煮着吃。有一次煮的元宵没吃完，我把剩下的放在锅里，坐在炉子上，第二天一看，全都干得糊成一块了。
一直到初六初七，厂里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我们宣传队又开始唱歌、跳舞、排练节目了。因为唱歌唱得好，我后来还被送到省歌舞团进修。
管道局工作
1974年8月份，我被调到了管道局，在燃化部机械局局长詹石的介绍下，又被安排到华北输油管线指挥部供应处下的设备科工作。以前在甘肃，我是“老高三”，年龄也大，在同辈人中等于是老大。到设备科的时候我27岁，其他人不仅年纪比我大，文化程度也比我高，而且毕业于名牌大学，所以我就特别虚心，从零七八碎的小事做起。
熟悉了相关工作流程后，我负责管理二类机电产品，出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和设备科的金副科长坐飞机去南京出差，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而且还是小飞机。这个小飞机就坐三四十个人，跟大飞机真是不一样，那叫一个难受。我坐窗口处，惊讶地发现飞机翅膀竟然是上下扇动的。那个飞机因为小，装的油也少，到济南要停下加油，结果飞机降落时，轮子放不下来了。
当时机长说轮子放不下来就得迫降，迫降就有危险，还让我们写遗嘱。我当时的心态还挺有意思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死法也挺浪漫的呀！说给谁听，也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一点都不害怕。我的遗嘱是这么写的：“爸妈，可能要见不着你们了，但我是坐飞机失事而去世，也挺浪漫的，你们别伤心。”我们金副科长的脸都白了，他四十多岁的年纪，是部队来的技术干部，平时特别喜欢笑，结果那时始终不说话，写完遗嘱就紧紧皱着眉头，他上有老、下有小，不像我似的。
幸而飞机快着地的时候，轮子放下来了，这时飞机上所有的人开始鼓掌欢呼，庆贺大难不死。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
还有一次出差使我印象深刻。那次华北输油管线指挥部的科长要到雄县泵站开会，要科长带着有关的计划员（我就是计划员）以及账本。我一想，账本一共有4本，又厚又沉，就没带。李科长说：“你怎么不带账本啊？”我说：“账本都在脑子里呢。”他说：“你都记下来了？”我说：“当然都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