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说，在我们任上，除经常性的教学工作之外，在已有的基础上，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坚持办系方向。中共党史系在全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这时不仅已有本科生，而且有硕士生，并开始招博士生；设有中共党史和中外政治思想专业，以及中国革命史专业；围绕着教学工作、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全系普遍开展起科学研究，大家的工作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党史系的发展也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有：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的生源和出路问题（研究生除外），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的，几乎没有，本科毕业生分配也出现困难，过去是向全国高校输送，现在不行了（党校和许多高校也培养党史教师）。中共党史教师出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缺少对口单位和机构，中共党史教师收集有关党史的档案材料也困难重重，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坚持和发挥中共党史系的原有传统和优势，又要适应新的形势，不断进行课程改革，拓宽专业设置和增添新的教学内容，大家正在积极朝这一方向努力。
当时，遇到一个问题：有些同志提出要把中共党史系改为“政治学系”或“中国政治系”，实际上是换掉中共党史系这块牌子。这是个大问题。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胡华，胡华说：“你叫他们来找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邀请八九个人（包括系、教研室的干部和有意见者），带着有人起草的“中国政治系”的文字方案，来到铁一号胡华的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发表了意见，最后，胡华讲了自己的意见，他是坚决不同意改变系的名称的。散会后，胡华对我说：“你要坚决顶住这股风！”我说：“有您做后盾，在我的任上，是决不会改变中共党史系的名称的。”我认为中共党史系是人民大学四大政治理论系之一，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有深厚的基础和实力，社会上也有较大影响，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政治学专业在有的学校设立已久，是人家的强项，如果我们丢弃中共党史，改为政治学，那就是“舍长就短”，丢掉自己的优势，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追赶。胡华表示赞同，并说：“我再找他们谈谈。”自那次会议以后，更改系名的风波表面上暂时平息下来。
第二，加强和拓宽学科建设。中共党史系的学科建设一要加强，二要拓宽，这是大家的愿望，也是正在进行的工作。根据已有基础和发展需要，学科建设基本上分为四大块：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大部分原已有之。中共党史教研室主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对新中国成立32年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随后，相继出版了多本这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是1986年根据党中央和国家教委政教司关于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精神而设置的，同时也设置了中国革命史专业，并招收本科生。1985年出版《中国革命史》教材。顺便说一句，关于理论课改革问题，1985年，我和杨先材合写《对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几点想法》一文，论述了有关问题。此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一方面深入研究民主党派史，编写、出版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以及有关参考资料，同时逐步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国民党和港澳台问题，有的同志已陆陆续续写出几本专著。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并卓有成效，编写出版《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讲义》以及《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等，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被任命为系主任
第三，学术交流。20世纪80年代初，胡华已打开了对外学术交流的大门，先后会见一些外国学者。1984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采访了胡华。随后，胡华应邀访问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等学校。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麦克法夸尔也访问了我系。1987年4月4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泰伟斯访问我系，做学术报告。我们本来应邀于1989年回访，后因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暂停。在此期间，有不少日本学者如池田诚、西村成雄、门间理良等相继与我们联系，进行学术交流。总之，对外学术交流，已开了个好头，并逐步开展起来。
1987年4月4日，何沁主持澳大利亚泰伟斯博士学术报告时留影
1987年，泰维斯博士来党史系做讲演时留影
（左一何沁、左三泰维斯、左四胡华、左五杨云若）
1988年7月，日本学者来我系进行学术交流
（前排左一为王淇，前排左二为池田诚，前排左四为何沁，前排左五为彭明）
1986年4月，由系筹备，学校主持召开了纪念何干之同志诞辰80周年学术讨论会。
与此同时，国内和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也相继展开。
1985年11月，胡华、何东、王淇和我参加了中共党史送审本上册审稿会，与会同志受到胡乔木同志的接见。199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我出席了这次会议，我的发言《如何看待我国1957年到1978年这20年的历史？》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上。
1985年11月，胡乔木同志接见中共党史
送审本上册审稿会全体同志合影（二排左起十七为何沁）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50周年校庆，老校友返校，系里组织了欢迎会、座谈会，我介绍了党史系的发展情况，同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校友交流了经验。
1987年，何沁主持校友返校座谈会留影
1987年，人大校庆50周年，欢迎校友返校留影
（后排左一为王顺生、左四为何沁）
其间，不少同志相继参加校外的学术活动。1989年11月和1990年11月，我先后受邀出席在厦门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
1989年，何沁（中）在厦门大学参加完会议后参观集美时的留影
1990年，何沁（中）在东北师大参加完会议后，应郑德荣（左）之邀参观松花江大坝
第四，尽力处理好日常工作。其中有住房问题、职称问题、人员流动问题、教职工定岗定编问题等等。其中，尤以评定职称问题最为突出、最为棘手。因为人民大学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评定职称了，积累的问题很多，矛盾重重。中共党史系的教师都是50年代研究班毕业生和60级本科毕业生，一共三十多人，而学校人事处每次只给我们3个副教授名额，所以，如何评选难度很大，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系评委一方面根据学校的要求，尽力做好评审工作，同时尽可能向学校反映意见并多争取名额。
被任命为系主任
1986年2月，人事处要我们系汇报职称评定情况。我和副系主任、评议组副组长王顺生、副组长彭明共同写了一个书面材料，向学校领导汇报情况，并阐述我们对评定职称工作的改进意见。后来，我参加学校法学组的职称评定工作，也了解了其他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