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此任务，可以说是三面受火烤，在煎熬中艰难行进。
首先，来自上面的压力大。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四人帮”主要是江青通过迟群、谢静宜控制的舆论班子，它从成立到“四人帮”倒台，炮制大量文章，具有代表性的如《孔丘其人》等，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参阅有关文件）。这也就使得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两校大批判组的问题，一开始就为各级领导所特别关注。
正是这样，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在布置清查工作时，都十分重视对两校大批判组的清查工作，特别强调要彻底查清“反总理”问题，要求十分严格。这无疑使专案组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我的工作日记有详细记录，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我只讲一件事。
虽然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对运动抓得很紧，但仍然不能达到上级的要求。随后，北大领导班子有了调整，上级派来以周林为首包括高铁、韦明在内的三人，组成北大新的领导班子，有人称之为“三驾马车”。
12月14日，周林在一次见面会上谈到清查工作时说：“群众反映，‘梁效’专案组只查了几篇文章”。接着对专案组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我当即表示：“新领导班子到校四十多天，没有找我们专案组汇报工作，根据什么说我们只查了几篇文章？再说，查文章有什么不对？”周林答复说：“如果我说得不对，在什么范围说的，我在什么范围纠正。”周林说话算数，他在16日下午的会议上，就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专案问题，未听汇报，看了些材料，对专案组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很多不符合事实。两个专案组做了不少工作，我讲话时说只搞了几篇文章，讲错了，请同志们批评，我认错。”周林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们专案组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第二，来自群众的压力。那时，还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些人习惯于批判大会、斗争大会，自然，也要求北大的清查工作多开批斗大会。因此，有些人对专案组开批判会少，有意见，散布对专案组的不满，说什么“‘梁效’专案组办案是穆仁智抓黄世仁”，是“温情主义”等等，并向领导反映。有一次，学校开群众大会，学校领导指名要我参加大会，听取群众意见。所以，周林等一进校，大概就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意见，贸然对专案组提出严厉批评。
清查工作，三面受火烤的日子
第三，舆论工具的特殊性，更增加了清查工作的难度。谁都知道，“梁效”的名气、影响很大，但是，要把他们秉承江青、迟群的意图办的事，特别是一些重要文章、重大事件，一件件查清楚落实下来，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工作。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揭发查清江青和迟群反周总理问题，这是上级反复强调的重点要求。而江青、迟群反对周总理所使用的手段，既狠毒又狡猾，搞所谓“影射史学”，意图十分隐晦，更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众所周知，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在北京连续召开“批林批孔”的万人动员大会，发表煽动性演说，迟群、谢静宜也大放厥词，他们假借批孔，大谈所谓“反复辟”、批“走后门”，实际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干部。《孔丘其人》一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46、第660页）。
据揭发，迟群根据江青授意，要求两校大批判组写《孔丘其人》，给孔丘画像。怎么画？江青、迟群也不明说。这样，一开始，担任起草文章的人，都不了解江青和迟群的真实意图，所以，接连写了许多稿，迟群始终不满意，通不过，过了很久，才有一稿得到迟群的首肯，经修改，送审。
后来，中共中央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披露了“四人帮”在审定《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时的批语。江青于1974年3月26日拂晓和3月26日在送审稿上的批语：请张春桥和姚文元“提出意见退我。”3月28日，张春桥的批语：“这篇文章，比现有的文章通俗，可以发表。”3月26日，姚文元的批语：“看了一遍，觉得写得比较生动，可以用……”这样，四月初，《孔丘其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可以看出，《孔丘其人》出笼前后，迟群的布置，“四人帮”的批语以及文章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周总理，江青和迟群只是极力要求文章按照他们的意图和要求去画像，通过所谓“给孔丘画像”，引导人们在现实中去联想，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他们玩弄的所谓”影射史学”，真是害人匪浅。毒矣哉！“四人帮”。
对“梁效”的清查工作在1978年上半年就差不多了。后来，北大党委是怎么处理的，我不得而知。8月间，我就离开北大回中国人民大学了，我终于从三面受火烤的日子中解脱出来。
告别北大
197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分散在北京各高校的人大教职员工都要返回人大。这时，人大干部处的稽程同志来到北大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回人大？我说：“当然愿意，不过，你要给北大党委打个招呼。”他说：“我已找过北大有关部门，他们说要留你。”随后，我立即找到周林，向他说明，人民大学已复校，组织上调我回去。他说：“专案工作你要善始善终。”我说：“‘梁效’专案工作有北大党委领导，马石江同志全面负责，有我没我无关紧要。”他又说：“最近，党委决定成立党委宣传部，任命你为副部长。”我说：“我原是个中共党史教员，即使留在北大，我应回到教学岗位上去，不再做机关工作了。”他看我态度很坚决，也不再说什么，算是默许了。两天以后，我向马石江同志交代了工作，并匆匆向宣传处的同志们作了告别，就离开了北大。
回想起来，我虽然在北大工作7年多，但是并没有深入了解北大，甚至表面上也没有仔细欣赏燕园的美，没有在北大校园内照过一次相（全组合照时，我在外编书，没有参加）；我几乎天天经过未名湖畔，却从未上过未名湖的中心岛和石舫；我经常在临湖轩开会，但不知道它有几个房间；我住在六院，却不知道斜对面的南阁、北阁是什么样子，更不要说看图书馆的藏书了，想起来，多少有点遗憾。那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啊！
再说，我在北大这几年风风雨雨、忙忙碌碌，读书很少，但我在宣传工作的岗位上，实际经历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看了不少资料和文件，读了一些“活书”，对于我这个中共党史工作者来说，这又是弥足珍贵的。
我怀念北大，特别是怀念宣传处以及我的同行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的同志们。
抢回失去的时间
197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分散在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原人大的一些建制单位和个人都相继返回，中共党史系也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了，分散在北大、北医、首都师院的党史系教师大部分也回来了。这样，中国人民大学重整旗鼓，这年秋季就开学了。
中国人民大学刚复校时真是百废待兴。复校时，师生吃饭、住宿都缺少地方，上课也缺少教室，更不用说其他活动场所了。毕竟人大停办了8年，不仅没有增添新设施，大部分原有教学设施也被二炮占据，收回这些校舍还有一个艰巨的过程。至于其他有关设备和教学秩序、制度的恢复和建立也不能一蹴而就，好在大家都有一股尽快恢复、重振人大的热情和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