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懂，医生不负责任，阴差阳错，导致如此结果。我想：如果我觉得不对劲就立即去医院，如果我口含硝酸甘油不吐出来，如果我上了120救护车而不是学校的车，如果我到三院后医生立即给我做CT检查……那给我带来的后果就不同了。可是，没有一个“如果”得到实现，真是命中注定。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我解释不了，这么多“偶然”构成“必然”，导致我右半身偏瘫的结果。面对现实，我告诫自己，要向前看，向后看是没有意义的。
与病残作斗争
我在拥挤不堪的观察室住了4天，病情毫无起色，然后才搬进三个人一间的病房，主治医生每次查房，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病情，根本没有把我的病当一回事，虽然这位医生当着他的老师（北京医学院教师、我的学生）的面说得十分好听，但是，他说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从未问过我的病，大概他认为我也就这样了，脑血栓形成，偏瘫注定了。
学校和系里许多同志来看我，青年教师白天还参加值班，系办公室的同志多方妥善安排，这些使我十分感动，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后来，白天由保姆小芳照顾我。在三院的几十天里，早、晚一直是二儿子何畔陪护着我。
过了十来天，我的病情较为稳定一些，我就请人架住我下床，练习站立，我说，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能上厕所。开始抬不起右腿，别人只能连拖带拉，把我架到厕所，渐渐地我的腿也能挪动几步了，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克服困难、顽强地坚持下去。
有一天，学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徐志清来看我，他说了些宽慰我的话，说我的思维、语言清楚，没有受到影响。接着又说：“你还可以招收博士生，考虑到你的身体还有待恢复，先给你配一个副手，协助你。”他的话，虽然使我有点惊愕，但我还是同意了。我知道，有一个准备考我的博士生的进修生已经40岁了，再不招，他就没有读博士的机会了。第二年开始招博士生，陈明显做了大量工作。
1991年年底，我又转到西苑中医研究院，住进干部病房，是单间，比较安静。何畔把我从楼下一直背到三楼病房（没有电梯），把我安置好，请个小保姆白天陪护。在这里，主要是吃中药扎针灸，并到附近海军医学研究院的高压氧舱治疗。经过几天的治疗，我的病情也没有明显起色，特别是我这时严重失眠，晚上还经常大汗淋漓，衬衣湿透。值班大夫不仔细讯问病情，就给我吃安眠药，从安定到舒乐安定再到硝基安定，不断加码。一天，一位大夫（搞研究，不下病房，他的夫人是党史教师，知道我的名字）来看我，问问我的情况，提两点意见：①硝基安定立即停服，最多一次吃2片舒乐安定，辅以枣仁安神液。②血栓溶通已不可能，要适当增加活动，通过活动，促进建立毛细血管的侧支循环，使周边神经得到修复，从而逐步恢复一些肢体功能。他的话对我很有帮助，我丢掉不切实际的想法，确立老老实实锻炼的思想，通过锻炼，逐步恢复肢体的部分功能。这样，我在保姆的帮助下，开始天天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练习走路，并试着爬楼梯。我家住在四楼，回家就面临着爬楼梯的艰巨任务。
我偏瘫以后，总的来说，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悲观失望，消沉下去，一门心思治病。但是，思想也没有闲着。我在北医三院和西苑医院期间，在输液的时候，常常思考一些问题，藉以打发时间。开始，我口述，小芳记下来，晚上失眠时，我也平静地任思想去驰骋，有意思的就记下来，这样杂七杂八，凑在一起，统称之“病榻随想”，作为附录，附在后面，立此存照，从中可以了解我当时的所思所想，填补两年的写作空白。病情稳定以后，我就考虑业务问题了。
1992年2月12日，我校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黄达强教授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他曾和我一起写过文章，关系比较好。我在西苑医院得知他病逝的消息，当即给他的夫人李静之写一纸唁函，内容如下：“我在医院得悉达强不幸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我为党失去一个得力的好干部，我失去挚友而泪如泉涌。更遗憾的是不能向达强最后告别，只以左手写几个字表示悼念之情，并向您慰问。望您节哀。”据说，此后，半年时间内，我校先后有几位教授死于心脑血管病，此事引起震动，也开始引起学校当局的关注。
不久，我又从西苑医院转到海淀医院，专门做高压氧舱治疗，1个月后回家疗养。
1993年，何沁带病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工作启动会议
1993年，我病情稍稍稳定，虽然右手依然不能动（8年以后才能动，功能一直没有恢复），但依靠左手拄拐杖，右腿已能在较大范围内挪动了（我坚持不坐轮椅），于是，我重新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工作。我主持召开全体编写人员会议，讨论并确定编写计划和分工，编写工作由此开始。
在国家教委高教司、社科司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编写人员特别是周鸿、陈明显两位同志的努力下，该书于1997年4月正式出版（1999年9月第2版，2009年5月第3版）。
在此期间，我先后招收了五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也实现了我病前的计划和承诺，此前，还接受了几个访问学者。
1991年，何沁（中）与访问学者合影
与病残作斗争
1994年，何沁（中）参加博士生马益民（左）论文答辩
1998年2月离休，这时我已年满70岁。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
何沁病后完成的《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
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停止工作。在完成上述任务后，我一直在思考着写一本关于武装斗争方面的书，以总结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和讲课的心得。但我的面前摆着两个困难：一是右腿不能走，我不能跑图书馆，不能更广泛地收集资料；二是右手不能写，右手瘫痪，已丧失功能，我不得不练习使用左手，开始写字很慢。虽然如此，但一种强烈的愿望，推动着我开始撰写此书。我首先尽可能地把家中的资料汇集起来，同时用左手草拟编写提纲，并开始写前言，以明确指导思想和主要思路。正在这时，小儿子何元把他的旧电脑给我，教我用电脑打字。经过短时间的练习，我逐步能掌握了，虽然只能用左手一个手指敲，速度很慢，但比起爬格子要强多了。后来，儿子又给我买了一台新电脑，速度就快多了。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写出265千字的《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一书，并于2007年3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作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出版，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我的老伴
在第一章中,我首先讲了我的大家庭，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亲、我的出生地,我人生旅途起始的地方。最后我概述一下我的小家庭，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的工作后方。自从1955年留在人大工作，就结束了我漂泊不定的生活，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家，养儿育女。
1955年，何沁与妻子钱月香的结婚照
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期间，我和同班同学钱月香相识相爱，1955年毕业时结婚。钱月香是上海崇明人，1927年9月生，1952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并在该校任教。1953年，她也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仍回财经学院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调来人大，任中共党史教师，和我在同一个单位，由此，我们在人民大学建立起小家庭，开始了新生活。她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同事，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淡薄名利，与世无争，严于律己，不善于与人交往，专心致志于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