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妻子钱月香在备课
夫妻二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有利有弊，利，互相照顾方便；弊，在那个年代，容易株连，主要是我连累她。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我挨斗游行示众回来，钱月香正站在门口，造反派看见说：“这是黑帮何沁的老婆。”不由分说，勒令她单独游了一圈，而且必须手拿脸盆，边走、边敲、边说：“我是黑帮何沁的老婆！”令人哭笑不得。例二，有一年提工资，这次面比较大，全系教工只有三个人没有提，钱月香是其中之一。原因是：有人说，何沁提了，钱月香就不用提了。
1984年，妻子钱月香在书房留影
她是我系最早、也是极少数按55岁退休的教师（只实行过1年）。组织上怎么安排，她就怎么执行，无怨无悔，从不怨天尤人。
现在，她虽然疾病缠身，仍是泰然处之，清心寡欲，安度晚年。
2008年，妻子钱月香与长孙的合影
我的儿孙
自1957年以后，我们的三个儿子何晓春、何畔、何元相继出生，逐渐长大成人，并先后各自成家立业。
1971年，何沁一家的全家福
大儿子何晓春于1957年2月出生，现从事对外软件开发工作，与医生赵青平结婚后，生育女儿何咏涵。
1995年，何沁的大儿子何晓春、妻子钱月香、何沁、大儿媳赵青平、孙女何咏涵合影
二儿子何畔于1958年10月出生，现为国家公务员。与胡治波结婚后，生育儿子何川。
2007年春节，何沁与妻子和二儿子何畔（右一）、儿媳胡治波（左一）、孙子何川（右二）
三儿子何元于1969年1月出生，现供职于外企，与陶烨结婚后，生育儿子何宇陶。
2011年，何沁夫妇和三儿子何元一家合影
现在全家人口加在一起，又成为有11口人的大家庭了。
星期天或节假日，儿孙们常回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时，家中顿时活跃起来，平添许多生气。在我和老伴80岁生日的时候，全家欢聚一堂，十分热闹，其乐融融。
养病之道，爷孙对弈（大孙子何川）
爷孙对话，乐在其中（小孙子何宇陶）
在我生病和养病期间，我的大孙子只有六七岁，他给我唱歌、念童谣，或同我对弈，大大排解了我的郁闷。现在他已大学毕业，并找到了工作，有时还带着女朋友来看我们，不仅令我们高兴，而且点燃起我内心深处“四世同堂”的希望。小孙子还不到3岁，从牙牙学语到会叫爷爷、奶奶，我们看着他一天一天成长。现在经常围绕膝前，背唐诗、唱儿歌，聪明可爱，我们十分开心。现在最苦的要属孙女了。她正在读高中，日夜奋战，为考上一个自己向往的大学而努力。我们从来不给她施加压力，从来不打扰她，只是默默地祝愿她，希望她凭借自己的勤奋考上大学，获取知识，取得真经，前途光明。
我的晚年生活
我已经跨入86岁，不折不扣的耄耊之年了。我不仅年事高，又是半残，早已步履蹒跚，行走艰难，但自我感觉还不错，对自己的要求一如既往。我力求做到：生活有规律、有追求，充实而不乏情趣。
2011年夏，何沁在电脑前留影
我早醒而不早起。早晨6—8点钟，我醒后，在床上做三件事：一是听新闻广播，早晨的新闻量是很大的，可以倾听天下，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二是活动筋骨，自我（左手）按摩病胳膊、病腿，做一遍自编的体操；三是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边听边干。我只能一只左手干活，虽有困难，但从不让别人代劳，既锻炼身体，又磨练意志，维持独立生活能力。
勤动脑，手脑并用。上下午除有时工作和看书外(1998年离休之后仍有教材修订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坐在电脑前写东西，边思考，边用左手指敲键盘，做到手脑并用。沉浸于思考之中，写杂感，写过去想写而又没有时间写的文章。这样既练了手，又练了脑，预防老年痴呆，又收获一定成果。我的好多稿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儿子要给我换一个大屏幕的电脑，并劝我说：“上网吧！”我说：“待我腾出手来，就办。”因为我曾对儿子说，我真想了解一下网络世界，网络舆论活跃而复杂，我也真想就我所见所闻发表评论。当然，前提是，我身体能够支撑，实际上我的精力已经十分有限了。
坚持走路。每天有太阳又没有四级以上的风的时候，一般我都要在户外走1个小时，依靠拐杖，蹒跚而行，近20年来（除生病住院外）基本如此。有的同志看到我走路，就开玩笑地说：“走资派还在走。”也有的同志说：“贵在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表示鼓励。定时定量，坚持走路，可以延缓我腿部肌肉的萎缩和僵化，也是一种磨练。
晚饭前后，我一般是看报（我订了四份报纸）或看新闻联播。我极少看电视剧，除非有关党史方面的好题材、好片子。我喜欢看带有资料性、知识性的电视片，如档案揭秘、国宝档案、考古发现、奇石展览等等。有时也听听我喜欢的京剧唱腔、京胡演奏和轻音乐。总之，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常常是在看报、看书中度过的。11:30以后，我才上床入睡。
在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气候适宜，又赶上我们老两口的状态也比较好的时候，孩子们就带我们逛逛商场或到郊区有山有水的地方走走。如二儿子何畔一家带我们到怀柔山沟里吃虹鳟鱼（农民利用山涧拦水养殖），到风景秀丽的雁栖湖和林荫深处的阳台山等地观景、散心。这些活动给我们的退休生活平添许多情趣和色彩。
1997年，何沁夫妇与二儿子何畔（右一）二儿媳胡治波（左一）在雁栖湖留影
2003年，何沁夫妇在阳台山留影
1997年，何沁夫妇和长孙何川在怀柔留影
这里，我还想特别说一说“老友”在我晚年生活中的意义，这里有三种情况：一是部队中主要是青干大队的老战友，有的老当益壮，主动办起《战友通讯》，传递战友信息、刊登回忆文章；有的战友给我寄来他们的著作、书画作品，有的还研究起甲骨文。这些使我受到鼓舞和振奋。当然，听到有的落叶凋零，也使我惆怅。二是驻地附近的老邻居、老同志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情况，国内国外，谈天说地，尽欢而散，名之曰“开心一刻”。三是有些老校友、老系友常来看我。有的仍然在职，带来他们的学术著作、当前的学术动态和各种信息；有的虽然退休，但是退而不休，继续耕耘在学术领域，硕果累累。举一例：刘勉玉是我系20世纪60年代初研究班毕业生，南昌大学教授，从事中央苏区史的研究，特别是江西老革命家的研究，退休前后写出不少人物传记，是江西颇有名气的传记作家。他每次来北京，常来看我。下面的照片是2009年他来看我时留下的，由吴荣宣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