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天津待了半年，因为是困难时期，在那里也比较艰苦。我在食堂买的蒿子秆，怎么都咬不动，像火柴棍一样，即便这样我都舍不得扔。那怎么办呢？我就放在灶上一遍一遍地煮，可火柴棍能煮烂么？我也就只得这么咬着牙吃了。就这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所幸当时给学生的粮食还是比较多的，至少有36斤，虽然说油水不大，但基本上够吃。
我们的学生学习都很勤奋、认真。中国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如此，肯下苦工夫，吊儿郎当的是极个别的。外国学生就不是这样，我们遇到过很多，像东欧、蒙古、朝鲜等这些国家的学生，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自由、散漫的性格，甚至考试的时候作弊、抄别人的答案，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的中国学生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我们感觉这么做是可耻的。我在天津带的这批学生，也是特别认真刻苦，在悟性上可能有好有坏，但都非常扎实。
回北京以后，我给我们这个专业编写了《课程设计指导书》《毕业设计指导书》。回校以后我没有给本专业讲课，而是给外专业——铁道建筑专业的学生讲钢筋混凝土桥梁课，此外我还负责辅导本专业的学生钢筋混凝土桥梁课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一般都是在下半年辅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上半年我就负责讲课。作为一名新教师，讲课是相当不容易的。我自己懂是不够的，还要能用语言讲出来使学生理解。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有技巧：在黑板上写板书不能胡写，黑板的每一部分都要安排好，这半边写什么、画什么，那一部分怎么写，要让学生看时能够一目了然。这是一门技术，也是艺术，掌握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本专业的课，我要和学生一起听我们的教授讲，听完以后辅导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习了教授的讲课方法，自己大概总结了该怎么讲课、黑板上怎么安排，他给我做了一个榜样，我给外专业讲课时也不会晕头转向了。
给我教学以启发的还有我的苏联老师。我在苏联的教授很厉害，上课时他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拿一支粉笔。他站上讲台，手往后面一背，有条有理地讲着，不时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也都能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一目了然。他还有一项本事，就是每每在讲完的时候正好下课。我在备课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位教授，他也给了我一些启迪。
回国后，我们没有时间跟有经验的老师们学习这些技巧问题，我就回顾苏联老师的讲授，观察本专业老师的授课，自己摸索。
到了下半学期，系里分给我20个学生，我负责辅导他们做毕业设计。于是这20个学生我就都包了下来，不管白天黑夜我都跟着他们，有时候给他们讲课，有时候就给他们解答问题，一刻都不能离开。
这时我的女儿已经两岁了。白天还好，可以在幼儿园里，晚上就得接回来。但我又离不开学生，我的女儿怎么办？我就在教室里天天带着她。我们的教室比较大，后面有一排座位，我就让她坐在那里。我跟她说：“妈妈给大哥哥们上课。”她特别乖地坐在椅子上，也不哭闹，自己写写画画。
我带这批学生也是做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系杆拱桥梁，这里面包括三部分内容，一个是系杆拱钢筋混凝土桥梁和钢筋混凝土桁架桥梁方案的比较，一个就是它本身结构的设计，也就是系杆拱桥梁的结构设计，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施工和组织。这三部分合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毕业设计。
经过半年的努力，7月份同学们做完毕业设计，开始进行答辩。这不是随随便便的答辩，要请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铁道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和我们学校的教授们一起审查，学生们一个一个进来，按照挂在墙上的十几张图纸给大家讲解。那时没有现在的高科技手段，都是学生们用手绘制的图纸。听完讲解，教授、专家们对图纸进行审查，然后根据图纸向学生提问题，我们的学生就一一回答。我记得非常清楚，审查完毕，也都提问结束了，专家们一起给我们的学生鼓掌，意思就是通过了。这是多大的欣慰啊！我大概带着二十来个学生，他们全部都通过了，大家特别地高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果，几年来我辅导了很多学生，确实让我很欣慰！
任教北京铁道学院
1961年春，杜斌（前排右三）同北京铁道学院建筑系青年教师合影
当时在高等院校下乡的活动特别多，如参加麦收之类的工作，一般都是去两个星期，回学校再接着上课，我差不多每年都去。春节的时候，国家下发文件，叫“下乡宣传”，要让我们跟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这时下乡的人就更多了。我记得我下乡的时候，一旦看到来例假的女同学，我就帮她们扛行李，因为我是教师，同时是共产党员。下乡工作我们都是走着去，地点是四季青公社，就在学校附近，所以都是扛着行李走着去的。干农活对于我来说相对还要熟悉一些，但是拔麦子挺苦的，因为拔不动，手都起泡了。
1961年的时候我怀上了第一胎，但那时仍是困难时期，吃不饱，营养也不足。5月份的时候我又带着同学们到还未修通的南京长江大桥实习，这时系领导都还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也就派我去了。我记得南京大桥正中间是7号墩，那时还没有修好，周围都是脚手架。7号墩非常高，从墩底下到墩顶有六七十米，我要带学生上去看施工的情况，就那么爬上爬下，那时也由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了。去了两个月，我们才回到北京。
1961年7月，杜斌（前排左三）带北京铁道学院桥梁专业学生在南京实习时留影
那时吃不上、喝不上，也没有多少钱。我和一个青年老师想改善一下生活，就跑到一家餐馆。实际上都是些普通的菜品，但价钱都特别贵，我们坐了10分钟又出来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副食本，加上那时号召共产党员不要买外边高价的东西。1961年暑假带学生去南京时我正要求入党，我老伴也不赞成我买高价的食品，所以我在怀孕期间连一个鸡蛋都没有吃上。鸡蛋都吃不到，像什么黄豆、肉之类的更谈不上了。我的营养不足，孩子也就十分瘦小，1962年大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只有4斤多重。
1962年，与继母、丈夫和女儿在北京合影
1961年6月，经许克斌、马宝华两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一年的预备期后就转正了。
在这段时间，大概是1962年的时候，我去铁道科学研究院参加了大跨度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桁架梁的设计，也参加了铁道科学研究院西南工址桥高墩液压制动传动装置的科研。
参加“四清”
1964年8月份，所有的高等院校和部队都要组织下乡搞“社教”，也叫“四清”。一些空军司令部的干部，还有我们学校一大批青年教师，一起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到顺义去参加“四清”。我们去的地方就在机场的西南面、天竺镇的西面，叫“二十里堡村”，我跟空军司令部的两个干部和我们学校的四个青年教师去了那里。我们去了以后先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只有母女两个人，我们同睡在一个大热炕上。那个时候规定要做到“院净缸满”，早上起床要拿着扫帚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把水缸添满。挑水的时候可难为我了，我小时候没有挑过水，肩膀承受不了，另外掌握不好平衡，一挑起来两个桶就跟着身子来回摆动，非常费劲。多亏我腕力好，我干脆用胳膊拎水。我跟着农民，在井边反复练习，经过苦练，终于学会了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