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还讲了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谈到国内的形势等等，谈了很多问题。毛主席说话特别风趣，他讲话不是绷着脸作报告，而是像交谈似的，里面穿插些很风趣的话。
讲话完毕，毛主席来到俱乐部。我们在莫斯科大学礼堂里面听毛主席的演讲，但是这个礼堂坐不下所有学生，俱乐部就在附近，因此还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毛主席说了三句话：“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和苏联朋友要紧密团结。”毛主席前前后后大概讲了40分钟的话，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毛主席对青年人的希望和寄托，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
大学期间的实习
我们从第一年就开始参加实习，拿着测量仪参加测量，后来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条河上的大桥参加实习。勃得列夫在《莫斯科晚报》上看到了对我们实习的报道，他把报纸剪下来，专门给我们寄了过来。
这次实习对我的专业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实习，我们在课堂学习的理论可以和实践结合起来。当火车通过桥梁时，桥梁往下挠。如果在桥梁两端用千斤顶拉着钢丝给梁一个反作用力，梁就往上拱，即产生预应力。这样，两条曲线就抵消了。这种用千斤顶拉钢丝将其锚位，产生张拉力，这就是“张拉系统”。我们看到了桥梁施工的设备，也看到了工程技术人员如何进行桥梁设计、桥梁施工，还看到了一些图纸，这些对我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1959年，陈国藩（左一）、杜斌（左二）在苏联“奔向共产主义成就展览会”上
讨论某大桥的设计（1959年10月3日刊登于铁道系统机关报纸《汽笛报》）
毕业后与池秀峰结婚
我在苏联第四年的学习就是完全地按部就班了。成绩越来越好，全是5分。我们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基础课和专业课一共是四十多门科目，之后有半年做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系杆拱桥梁”，我的导师是位讲师，叫布雷兹佳切夫（Брызгачев）。毕业设计我做了半年的时间，最后写成一本很厚的论文，另外还有十八九张图纸，我至今还留着这本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
1960年6月中旬进行毕业答辩，答辩的时候桥梁专业的教授、讲师共十多个专家在场，先是审查我的毕业设计，然后由我按照图纸来讲解我的设计的要点、特点等内容，最后由专家们提问，我一一作答。最后老师们一致肯定了我的毕业设计，不一会儿大家都拥向我，向我祝贺。我终于完成了祖国交付给我的学习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我毕业了！
6月20日，学校给我签发了毕业证书。6月25日，中国驻苏大使馆领事部批准了我和池秀峰结婚，给我们发了结婚证，之后我们在十月胡同的学生宿舍里举行了婚礼。中国、苏联的同学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勃得列夫夫妇带领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前来祝贺。在现场，勃得列夫夫妇宣布他们是我们的证婚人，并给我们赠送了一个精致、珍贵的礼物——水晶雕花的果盆，到现在我还放在柜子里保存着。
7月上旬，我们乘火车重新经过了满洲里，返回了阔别5年的北京。
1960年6月2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签发的结婚证
1960年，勃得列夫夫妇在莫斯科赠给池秀峰、杜斌的结婚礼物——水晶雕花果盆
苏联女同学尼娜赠送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模型
回国后遇到的问题
回国以后，学校先安排我们在西郊的外国语学院集训，培训了将近两个月，就叫“留学毕业生学习会”，主要是对“大跃进”运动、“大鸣大放”等国内形势进行补课。当时的政策是“鸣放”，我们在会上可以说一些心里话，但是如有问题不会给我们定性，像“右倾”、“右派分子”之类。我们留学这么多年，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开会的目的就是先给我们“打预防针”。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很多的困难。部队分给池秀峰一间屋子作为我们的新房，是一个四合院里的一间，通道的右边是我们的房间。那个房间是在阴面，三面透风，特别冷。组织上给了我们一个木制双人床，此外还有一个三屉桌，既做书桌又做饭桌，同时还是切菜桌。我们还领了两个长条板凳放在那里，这就是我们新房的全部家当。屋里很冷，但是我们不会生炉子，只好将就着过。我平时都在铁道学院住，只有周日才回来，池秀峰就一直住在这间屋子里。他没有被子、褥子，就从部队里借了一床军被放在床上，垫一半，盖一半；我住在铁道学院，从家里拿了一床被，也是垫一半，盖一半。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布票，也没有找国家要。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伸手要布票，国家会给的，但我们不愿这样做。我的户口就落在铁道学院了，是集体户口；老伴是在部队里，他没有户口，所以那时我们都没有户口本。在市场里买什么东西都要有副食本，领副食本是要有户口本的。我们没有户口本，也没有副食本，什么都买不了。那时粮票发下来，我是27斤，他在部队，是36斤，我们靠领的粮食过活。在苏联时，有鱼、有肉、面包、牛奶，要什么有什么，可回国后，要什么没什么，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困难，也是一种考验。
我还记得有一个周末，我在食堂买了几块烤糕，准备周日吃。老伴回来看到了，拿起来闻了闻，挺香，他就说：“真想吃。”我说：“那你就吃一个吧。”我心想：那我明天吃什么呢？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
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是突然出现的，6月份我们还在苏联享受新婚，9月份就过这样的生活，落差非常大。但这也锻炼了我们，虽然起初极度不适应，但我们用自己的意志扛了过去。
我们这对所谓的留过学的精英，在面对生活困难时也闹出了不少笑话。生炉子时，我们把没用的本、破纸烧了，弄得满屋子都是烟，炉子也没有点着。封炉子的时候，本来烧得挺好的炉子，我们一下又给弄灭了，于是第二天早上又吃不上喝不上了——要等生火就来不及了。
我们回来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就这样同甘共苦，从不习惯到适应，从不会封炉子到点火自如，熬过了这最艰苦的岁月。
任教北京铁道学院
集训完，组织上给了我们两个半月的假，我们两个分别回家看看老人，然后就回来报到参加工作。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北京铁道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因为池秀峰没有转业，军队想把他要回去，于是就把他分配到总参，
北京交通大学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前身是清政府办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是一所培养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多次更名，新中国成立后叫中国交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1950年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改名为北京铁道学院，1970年又改回北方交通大学，2003年定名为北京交通大学。
我9月份到了北京铁道学院，当时学校校址在西直门的西北、动物园的东北，叫“上园村”。报到的时候，我被分配到建筑系桥梁教研室任助教。不久，我就带了十几个学生到天津的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搞“真刀真枪”的设计。我带着同学做64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系杆拱桥梁的设计，这是我在苏联毕业设计的题目。我不仅要设计桥梁，还要带学生，给他们讲解，需要画图时，我们就趴在图板上一笔笔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