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型号静压气浮陀螺加速度仪研制
试样设计
1966年开始了试样设计，在初样设计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设计，出图生产，并参加全弹的一系列联合试验，有全弹振动试验、发动机试车，并准备参加飞行试验。
“文化大革命”
1966年4月我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作为一个有很高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责无旁贷地和我们所内几位同志一起写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第一张大字报，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6年4月4日，赵采凡的代表当选证书
“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但实际上，生产停顿不可避免。有人干脆回家搞“逗、劈、改”（即逗小孩、劈劈柴、改善生活）去了。陀螺加速度表的研制工作没有停顿。试验室只有少数几个人，我们都是重任在肩。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攻破了振动关、高低温关和动静态精度关。通过科学分析与试验，我们从原理上找到了仪表的振动误差源和环境温度对仪表漂移关系的理论公式，修改了设计参数，提高了仪表的精度和可靠性，设计出试样图纸和有关各项技术文件，生产出一批合格的试验仪表。
飞行试验
1967年陀螺加速度表进场，准备参加飞行试验。我们这一全新的仪表，基于三项新技术，全部零组件自行设计，进场后仪表顺利通过各项试验，直到发射成功。
卫星上天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人造卫星上天了，我们聆听到了来自太空的《东方红》乐曲，我为祖国骄傲、兴奋，并为自己亲手设计的第一个产品静压气浮陀螺加速度表用于运载火箭，又一次胜利完成飞行使命而高兴。
某型号用陀螺加速度表研制
为了加强某型号远程导弹用气浮陀螺加速度表的研制工作，领导调我参加了这项工作。
这种气浮陀螺加速度表，是装在惯性平台上的，要用两个加速度表来实时测量导弹在其射面内的加速度，有着特殊的要求：其一是体积要小，其二是精度要求高。当时陀螺加速度表的研制情况，远不能满足进度要求，是十三所科研工作的短线，而且试验工作几乎停顿，七八套表都卡死在那里，也无法修复。军管组副组长希望我来解决问题。我提出了结构改进方案，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开展设计，经过一个半回合的研制生产，不到一年时间，我们走过了初样设计和试样设计的研制阶段。我们减小了仪表体积，提高了仪表精度，解决了过零问题，于1970年底完成了仪表的出厂工作，交出了可供平台装配的22套表。
我的结构改进方案特点是：①如何满足总体要求即小体积和高精度，是根据自己的仪表设计经验提出的有根据的改进方案；②是考虑到结构设计的继承性，这样约有百分之五十的结构零组件及有关的工装夹具都可以继承原来的，从而可大大缩短生产周期，加快研制进度，但美中不足的是因为这项工作，我得罪了个别同事，使得组内原来同志们设计的产品没能得到继续研发。这对我是一个教训，后来再有类似情况，我就婉言谢绝了。
下放劳动
1971年初我被下放了，我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不仅是“三门干部”（即家门、校门、机关门），而且“军管”说我们是四门干部，因为我们还出了国门。下放就是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愉快地接受了。劳动地点是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干校，原来是劳改农场。虽然对我的家庭、儿女和日夜忙碌的工作有些舍不得，但当我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就把一切全忘了，在干校我过得很开心。
在干校的生活很紧张，我们干校是亩产千斤的地方，劳动很累，有时要连续48小时，没日没夜地干。有时累得我家信到手了都来不及打开就睡着了。北京、工作、家庭，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想了。
我被分配到大田班，班上有两个老干部，其余都是留苏的同龄人。我是连队的宣传员，在劳动场上要领大家不断背颂毛主席语录，以鼓舞大家的斗志。那种劳动的场面确实轰轰烈烈，激动人心。有男有女，有老革命，有青年人，大家不分你我，打成一片。这种生活也很快乐，有的女同志可以背200斤大米来回跑。挖河泥、割麦子等我都参加了，更精彩的是叫我们下冰河采秧苗，我们组参加了一次。当中午收工号一吹，发现我的手指已经像木头棍，弯不了了。晚上两条腿一直肿到膝盖，只好去卫生室看医生。幸亏只有一次，体力付出真是超负荷了。
插队落户
出于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我打报告提出插队落户，到农民中学习锻炼，很快得到上级批准，来到了农村的生产队中，和农民同吃同住一个多月。河南驻马店的农民都朴实热情，喜欢唱唱跳跳，比如表演有名的河南坠子。他们的生活不仅很艰苦，而且穷困，年年吃政府的返销粮，没衣服穿、不洗脸、不梳头，生活环境脏、乱、差，教育也不普及，很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他们以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而我感到痛心和内疚，因为我们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远没有到来。我来到农民之间，又能做点什么呢？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建立了友谊，一起劳动、聊天、唱革命歌曲、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只知道毛主席、林彪，而其他领袖就不知道了。和他们忆苦思甜，他们会忆起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苦。在这个农村中几乎没有老人，年岁大点的也就四十几岁，据说老人在1960年饥荒中大多数都饿死了。
在生产队他们的口粮是按人口分配的，有一个人就有一份口粮。因此小孩儿越多的家庭粮食越多，也越富余。因为粮食可以到市场上换成钱，而壮体力劳动户则吃不饱饭，每年100来斤粮食，干活儿也就没劲，经常早上出一会儿工就回家了。他们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粗放，亩产只有一百来斤，而我们的农场亩产却是千斤以上。
1972年初，我劳动一年后又回到了十三所。当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后，形势还是很乱，派系斗争无休无止，令人痛心。不过我的岗位成全了我，干起工作来我就会忘掉周围的一切。
某型号试样02批研发
1972年初我回到了原工作岗位，正遇到某重点型号陀螺加速度表的02批试样生产。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有：
1.参加01批产品的飞行试验；
2.陀螺加速度表的精度分析；
3.02批试样生产；
4.准备参加全程飞行试验。
飞行试验
我参加了数次飞行试验，负责陀螺加速度表方面的问题，参加了试验队。没问题时就在宿舍待命，一出现问题就要连夜解决。又是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生产秩序很乱，产品质量很难保证。但如何在平台上排除各种仪表或元器件的故障，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很简单的一个质量问题，有时要好几天才能解决。例如有一次在平台闭路测试中，发现平台的声音不对，同时陀螺加速度表的输出也不对，它的电源地线有干扰。经过一周的排查，大家都累得筋疲力尽，才算抓到“凶手”，是一个小铁屑夹到了平台的力矩马达定转子之间。最后分析这是由于不文明生产造成的。记得在排查过程中我们绞尽了脑汁，真是一个小问题，酿成了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