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于苏联“十月革命节”合影（前排左一是赵采凡）
国内形势
1960年7月，我回到了久别重逢的祖国北京。首先回到俄专，又进行了集训，主要是学政治，学习国内外形势。
中苏分裂
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苏开始公开分裂。从学习中我们认识到，苏联走的是修正主义道路，我觉得可以理解。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和个人崇拜问题，我们党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三七”开，个人崇拜是次要的问题。这和我当时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我认为搞个人崇拜是错误的，应该总结教训，在当时我的这一思想是要受到批判的。
撤走专家
1960年的某一天，苏联方面一夜之间撤走了在中国境内的全部专家，造成了我国在许多重要领域内工作的被动。我们这些留苏归来的学子们，集训一个月后，很快被分配上岗工作。我们理工科的同志们受到的政治影响较小，加上国家的急需，我和一些同学被分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那些学文科的同学们分配得较晚。
三年自然灾害
回国后的第一件私人事情就是探望我的父母。我的家在西单辟才胡同，我又看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1960年的北京和我1955年离开时相差甚远，尽管有美丽雄伟的十大建筑见证着祖国建设成就，但街上仍是一片萧条。商店的橱柜内全是空着的，显示出商品的极端匮乏。大街上没有小吃卖，只能碰到一些卖冰棍的老乡。他们卖的是三分钱一支的纯水加糖精的冰棍。回到家里看到父母和弟妹们又回到了吃不饱饭的年代。父母还在工作上班，弟妹们在上学，仅靠每月每人的定量根本吃不饱，没有油水，有时只能用稀饭充饥。好在穷日子家里人也都过过，没啥了不起。大家都没有意见，任劳任怨，共度难关。
我和爱人杨庭楣南下探亲，去看望他的父母。我们路过南京，参观了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和中山陵。南京大街上和北京一样，商店内都是空空的，水果点心全无。我爱人的家乡在江苏省武进县前黄村，过去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没想到街上有饿死的人。他的家里人已经多日没见米饭，每天只能喝食堂打来的米汤,我们带去的几斤粮票竟成了他们的救星，我们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竟是如此严峻。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我来到五院后得知国内政治情况复杂。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叫我少讲话。据说有的人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时的思想单纯幼稚，没想那么多，我还是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一心跟党走。
1957年“反右”斗争时，我的哥哥赵世良因为有“右派”言论被遣送回国。我校中国留学生支部通知我，赵世良是“右派”分子。在社会关系上我一直填的他的身份是“右派”。但五院院部调查结果说不是“右派”，从此，我的社会关系上去掉了哥哥是“右派”的包袱。
0682部队
1960年来到五院后，我被分配到0682部队四支队45分队。这是国家重要的军事科研部门，我穿上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军装，一年后被评为中尉正排级。在这里从上到下，政工部门工作的都是一些有革命经验的老革命，是在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政治工作的，为我们具体制定了“红”与“专”的标准。每周以5/6的时间进行技术学习和技术工作，1/6的时间学政治，保证了我们的科研时间不受冲击。
在技术部门，支队领导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来院的一流老专家，有些是留美留英回来的。这些老革命和老专家们对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充满了希望，经常给我们讲革命英雄的故事，有些就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在技术上早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为国防事业奋斗一生。大家的口号是“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也就是全心全意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而献身。
1961年，于北京留影
结构室
支队领导分配我到45支队结构设计室，我的任务是某型陀螺仪表设计。这个设计组人员较多，有十来个人。我来得比较晚，大家已经都设计好了。组长只好分配我审核图纸，有两大本100多张图纸。接着是下厂，叫做“跟生产”，要向工人解说图纸，发现问题、掌握进度。当时我担任了下厂组组长职务，支队领导经常召开生产会，了解生产进度问题和生产中的技术质量问题。在这第一年的工作中，我写出了一份该陀螺的反设计报告。该型陀螺是自动驾驶仪中的一个重要仪表，是按苏联产品仿制的。
我利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对产品进行了反设计，使我探索到一些陀螺仪的设计方法并写成报告，增长了知识和工作能力，但至今使我不能忘怀也不能理解的是，我的报告写好后交给组长时却碰了钉子。组长红着脸说：“谁叫你写的？”我说：“没有谁叫我写。”我当场目瞪口呆，组长竟没有收下我这份厚厚的报告，我只好把这份报告放回自己的书桌了事。
主任办公室秘书
工作一年后，上级调我到四支队主任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任吴中英老专家的技术秘书，我的工作环境有了很大改变。办公室内有两位老专家：一位是郝复俭主任，五十多岁，是从美国回来的专家；一位是吴中英副主任，四十多岁。他们都有着很深的技术功底，对技术问题经常很快就能做出定量的分析结果，让我十分佩服。他们都掌握多门外语，能看懂多国的资料。
记得一篇法国的关于某种气浮轴承结构的专利资料就是郝复俭主任介绍给我们的，当时解决了我们科研工作中的急需。那是1965年的某个早上，早上上班前，人还没有到齐，郝所长就来到我们工程组，向我和刘兆彭同志介绍了这篇资料，并讲解了专利内容，是一种气浮轴承的新结构形式。当时我在研制过程中正处于遇到困难、难以抉择的时候，是在某气浮陀螺加速度仪研制的模型试样阶段。我们采用的气浮轴承是继承了所内已研制成功的一种传统式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基于美国的专利技术，而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要赶上他们的水平，需要检测技术、工艺技术多方面赶超才行。一时半会制作不出高水平的轴承，陀螺加速度仪的精度难以过关，郝所长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经过研究讨论，我们认识到法国这种气浮轴承结构形式比较适合我们的国情，可以采用较低水平的生产设备和检测手段达到高精度的气浮轴承。我们采纳了郝所长的意见，首先在陀螺加速度仪上试用了这种轴承，解决了当时仪表设计中承载能力低等问题，使陀螺加速度仪的研制工作突破了第一关。后来，我所在单位的各种气浮仪表都采用了“窄缝式”轴承。郝复俭同志现在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业绩、他对航天事业的贡献是永存的。
在主任办公室工作阶段，我参加了多项工作，扩大了我的眼界和知识面，同时我还进修了自动控制论、概率论、英语、日语等课程，跟着吴中英老师参加了地空方面的自动驾驶仪控制系统设计工作。在他的指导下，我参加了几个技术攻关项目，还有一些自行研制项目，包括液浮和气浮轴承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