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行试验过程中，我感受了成功的喜悦，也经历过一次失败，我看到了导弹空中爆炸自毁的情况。导弹起飞后，在程序拐弯时，平台系统发出了自毁信号。这又是一次不文明生产的结果，据说是因为用酸性焊油引起的。
精度分析
1973年，一院系统组织的精度分析会上。我做了陀螺加速度表的精度分析报告，对仪表进行了精度分析，建立了误差模型，推导出模型中各项误差系数的物理意义，以及误差模型系数的检测及分离方法。对零次项、一次项系数可以提供验前信息，对二次项因缺少设备，一直无法提供，但这正是全程试验要预先估计的数据。我们给出了理论分析的估算结果，保证了全程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
高温攻关
在02批试样生产过程中，出现了陀螺加速度表高温普遍超差问题，又成了科研生产中的短线。
按照国防科工委张爱萍同志提出技术攻关的要求，上面成立了“三结合”攻关组，也是我们十三所组织的第一个攻关组。由厂所联合组成，限期一个月解决。我们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我被任命为组长，230厂出了一名副组长，在厂所有关人员的大力配合下，我们制定了攻关计划。在一个月内，通过大家的努力，检查了02批生产调试中的大量数据，找到了原因，仪表经过返修后，大部分仪表都通过了高温测试，顺利解决了问题，在庆功大会上我荣立了三等功。
两派之争
航天部的派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是全国有名，“915”、“916”两大派组织都曾受到周总理的多次接见与批评。有一次在接见中大家亲眼看到总理气得手在发抖。由于航天部的干部子弟多，两派都是“通天”的。特别是“中央文革”的插手，谁也不听总理的指挥。
派性斗争不仅反映在党政财权方面，也渗透到了科研生产中，在我工作中所遇到“三段”与“小锥”之争就是一个例证，说明派性斗争是要不得的。它将拖延科研进程，浪费科研经费，我想这是值得吸取的教训。由于派性蒙住了眼睛，对于科学的规律就盲然看不清了。
20世纪70年代，我有幸经历了“三段”与“小锥”的争论过程。“三段”与“小锥”本来是发生在工人群众中的一种积极的技术革新活动，如能正确引导很快能得到解决，后来形成了两派之争。一派坚持“三段式”轴承要上型号，而另一派的师傅们坚持“小锥式”轴承要上型号。这两种轴承形式在静态测试结果都能满足轴承的各项指标要求。因此应通过试验进行进一步考核才行。根据设计人员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的陀螺加速度表选择了“小锥式”气浮轴承，而三自由度陀螺和二自由度陀螺选用了“三段式”气浮轴承。试验结果证明两种结构形式在仪表上均可用。很自然产生了陀螺加速度表上能不能也采用“三段”式气浮轴承。矛盾转嫁到了我的身上。
我在设计上选择“小锥式”气浮轴承，完全是出于对一般技术的分析，我认为“小锥式”保持了轴承的整体性。刚度要优于“三段式”，因为三段式是一种分体式，把轴承分成三段，用螺钉连接，切向刚度弱，不易保证轴承精度，而小锥式轴承已装表试验成功。我真不想再去做那些自己认为不行的工作。
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了，我只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认真做好试验验证工作。上面决定，组装三套“三段式”陀螺加速度表做试验。我和我的团队，按照已定的战术技术指标要求做了全套试验，历时一个多月，并做出试验结果分析报告。结论是“三段式”陀螺加速度表在振动和高低温环境下不过关。看到大家还不认可，只好又改装了三套表做试验。六次试验都证明了“三段式”气浮轴承在振动环境和高低温条件下不能过关。看来陀螺加速度表与“三段式”气浮轴承无缘了。
在当时的形势下，好像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我看到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师傅们对自己的创举“三段式”不肯罢休。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失败的原因。我绞尽脑汁，寻找更有说服力的办法。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完全彻底找出“三段式”不适用的原因。
于是我们解剖了两套表，一套是“三段式”，另一套是“小锥式”。把两种轴承都放在圆柱仪上看它们受力后的不同表现。原因真的找到了。这一天，我们设计人员、工艺人员、机加师傅、装配调试人员都到了现场，两种不同观点的人都有。在圆柱仪上人们清楚地可以看到“三段式”轴承受力后变形，不能恢复，变形数个微米，而“小锥式”轴承受力后很快恢复，变形小于1微米。工人师傅们最看重实践。一位赞成三段式的老师傅最后说了句“完了，彻底完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提过“三段式”轴承要上陀螺加速度表了。很快我们向总师系统汇报了情况。总师系统下了决心，陀螺加速度表的轴承方案定在“小锥式”气浮轴承上。至此我如释重负。通过两种意见之争和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也受到了深刻教益：
1.“派性”是不好的；
2.我更深刻体会到“三段式”轴承变形的物理过程，一般我们的工作都安排得很紧，不可能做得这样细；
3.工人师傅们是最尊重事实的，只要他们认识了，就一定会改正。他们对事业的责任心值得我学习；
4.我的主观固执的缺点也得到了改进。
圆满成功
1980年5月18日，我国自行研制某型号的远程导弹，首次向预定海域进行了全程发射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经过遥测数据分析结果，证明了陀螺加速度仪的二次项误差系数远可以忽略不计，和我们理论上预估的基本一致。
在保全程“战斗”中，我连续两年获“先进工作者”称号、“三八红旗手”称号，荣立三等功和二等功各一次。
两派之争
1980年，于北京
1986年，登上天安门城楼（前排右二是赵采凡）
1988年，陀螺加速度仪团队于北京合影（后排左三是赵采凡）
某重点型号
1980年，此时我已47岁，过了不惑之年，已略知天命。照理是可以松口气了，抱着已有的成果，在老型号岗位上，安然度日。但我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就工程水平来说并没有做到家，仪表精度还落后美国一个量级，体积也还大一些。我作为这门技术的带头人，还有责任再接再厉才对。我觉得人的一生最大的收获，最有意义的价值就是为社会为人类做了点什么。因此我决定抓紧时间为社会尽量多做点什么。于是我参加了十三所内组织的静压液浮技术的研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