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转民高技术出口产品交易会银奖（1990年）
2004年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1992年我荣获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国家给予我的终身荣誉。我衷心感谢党和国家，将继续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1993年10月我退休了。说实话，我真是舍不得放弃我的工作，因为我还有梦想，想把仪表设计得更完美，赶超世界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但已经60岁的人了，这是自然规律，还是让年轻人去干吧，我想他们会后来者居上的，他们会做得比我更好。
黎明前的黑暗
我的一生，生活的社会环境可以用“动荡”来形容，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思想上的，既给自己带来了兴奋、激动、幸福、快乐，也带来了无奈、痛苦和苦恼。
我生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已将魔爪侵入我国的东北三省。1937年北京“芦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了北京，我们全家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空袭警报日夜不停，经常在防空洞内生活。看到父亲每天早起要到粮店门口排队买口粮。我们吃的是橡子面、混合面、豆饼面等，都是一些牲口吃的东西。父母失业，生活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国民政府
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又回来了。苦日子告一段落，父母都有了工作，我们兄妹又都上学了。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是民不聊生。父母每月工资几十斤小米，吃不饱饭。社会不能安定，又开始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京的学生运动热火朝天。此时我已12岁了，思想上开始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1944年于北京留影
北京解放
1949年北京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作为革命青年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首先是镇压反革命，挖出地下的反革命、逃亡地主、国民党的反动军官等；后来很快开始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直到1951年，毛主席号召学生以学习为主，要做“三好学生”，学校解散了一些业余团体，如歌咏团、话剧团等。我们学生开始收心，集中精力搞好学习、锻炼身体等。
忠诚老实运动
到俄专留苏预备部后，我参加了“忠诚老实运动”，即向党组织交心，交待自己的历史，是否参加过什么反动会道门、国民党、三青团等，自己亲戚朋友的历史问题也要交待。
“反右”斗争
1957年，我在苏联学习期间，国内爆发了“反右”斗争，也殃及了我们留学生支部。我当时对党组织是绝对信任的，组织上说批判谁我就紧跟。现在看来那些被我们批判的人都不是坏人、反党分子，只不过是对党员干部有意见，对社会现象有不同看法而已。
我哥哥赵世良就是在“反右”斗争中被遣送回国的。支部书记告诉我他是“右派”，我思想上开始背上了包袱。每次不管大会小会都要联系上他，批判一番。直到1960年回国后，组织调查才最后通知我，说我的哥哥不是“右派”。从此我的个人档案才去掉了哥哥是“右派”这样的社会关系，我感到了轻松。但我的哥哥一直是受着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待遇，真是苦不堪言，一言难尽。直到1978年才算熬到了尽头。
通过“反右”斗争，我的思想开始复杂了，在每次政治学习中，不是光批评别人了，还要结合哥哥对我的影响检查一番。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发表后，对我思想上的冲击是很大的。斯大林是进步人士的偶像，是社会主义的象征，一下要突然否定和批判，真令人难以接受。
政治集训
1960年回国后，全体留学生在俄专（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集中学习。在思想上、政治上为我们换脑筋。我记得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是修正主义，有大量事实。当时我的思想还能接受。第二个是对个人崇拜的看法。我当时思想上认为个人崇拜是不好的，中国共产党也可能会犯类似错误，很多人也是这样看法。当然这种思想被批判了，让我们树立起有点个人崇拜可以，共产党不会犯错误这样的观念。我们只好信以为真了。今天的历史已经证明，个人崇拜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共产党也犯了一些历史性的错误。
“右倾翻案风”
1960年回国后正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又掀起了“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看到人们又过起了比过去更苦的日子，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些国内的同事们都犯了错误。我出于不了解情况，工作又忙，只好保持沉默。
“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于1966年5月问世后，我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凭我的政治热情，感到很可能真的出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之在思想上我对基层党组织的表现有意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给上级提意见也不奏效，反倒认为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觉得党组织应该整顿，不能等闲视之。十三所内几位热血青年写了十三所内第一张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大字报，我签了名。
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党的化身，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他老人家的著作我天天读，“老三篇”天天背。没想到才过两天，我们的大字报就都错了，有人责难我犯了立场错误，一时间我真摸不着头脑了。
不久“文革”小组成立了，造反派得到了支持。我们所成立了造反派组织“916”和“红旗”，以及保守派组织“915”。根据我的性格，我坚持拥护真理、修正错误，我虽然支持造反派，但不喜欢造反派们的过激行为，对侵犯人权我感到难过，因此我参加了比较缓和的造反派组织“红旗”。组织内有些志同道合的同志。这时我的丈夫参加了“保守派”，是科室级“勤务员”，我们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了家庭和儿女，分歧并没使家庭破裂，有时只是争吵不休而已。
“夺权风暴”
1967年1月迎来了“夺权风暴”。十三所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举夺了十三所的两级党政财权，科研生产彻底瘫痪了，所有干部都“靠边站”了。我感到造反派的行为太过激了，而且掌权的人也令人不放心。我和造反派组织产生了很大分歧，和大家意见不合。我认为我们要夺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的权，而不应全面夺权。这样造成了生产科研的全面瘫痪，党组织全面瓦解，“抓革命、促生产”成了一句空话。
我与造反派们的过激行为格格不入，我对没有足够证据就将人打倒、游街、坐飞机等很反感。在二院召开的数万人大会上，我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遭到造反派“916”的反对围攻。“916”和“红旗”合并后，他们开会就不再叫我了，想必是我已被清除了，但和我观点一致的同志倒也有几人。我的革命热情还很高，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于是又和少数同志组织了“东方红战斗队”，我成了战斗队的“勤务员”，继续写大字报，发表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