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环境和个人的学习生活（1937-1943年）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邢台市。邢台位于河北省南部，是河北省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3500余年的建城史，是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的故乡，素有“鸳水之滨，襄国故都，依山凭险，地腴民丰”的美誉。我就出生在邢台市郊区的孔村，这是距离邢台市四五里地的一个小村庄。
孔村地理位置
从我的祖父母一辈起，家里就是农民。那时北方农村的生活本来就比较贫困，我家乡的土地又是旱地，雨水丰沛时还可以长些庄稼，一旦天不下雨就会颗粒无收。赶上荒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地里什么庄稼都不长，裸露着黄土地的颜色。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村里大部分人因为粮食不够吃，冬天和春天还要靠吃糠和野菜过活。
国民党统治时期，家里的生活就更是贫穷艰难。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家被划为下中农，那时候家里有八口人，却只有十几亩地。我排行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人口多，开销大，父亲为贴补家用，每年的夏天、秋天在地里干农活，冬天和春天闲的时候就到石家庄获鹿县搞水胶——将旧皮子熬几天，熬成水胶，用来粘家具。
父亲的这门手艺还是十几岁时跟随我爷爷王致祥在河北省平山县学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和爷爷学到了手艺就到获鹿县胶皮铺当了伙计，夏秋回家种地。解放后父亲回家了，在村里喂牲畜，当饲养员。父亲于1961年去世。
奶奶王氏很能干，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都由她来做，并且还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抚养成人。
我的继母王郭氏1962年去世，之前她一直是农村妇女，管理家里的事，并抚养我的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长大后，我的弟弟王全林和弟媳海兰在孔村开设了一家玻璃加工厂，按尺寸划割玻璃送卖，生活比较富裕。妹妹们都已成人出嫁，四妹妹已经去世。
1943年，邢台地区赶上荒年，村子里的村民都在挨饿。地里没有收成，大家就开始摘树叶和扒树皮，等这些都吃光了，目光所及之处的树就只剩下了一条条白色的树干。能吃的东西都被当做粮食吃了，就连平时用来做枕头芯的谷子糠也都掏出来吃完了。挨饿的百姓身形都开始萎缩，变得十分瘦小。还有的人偶然得到了豆饼[1]，由于挨饿的时间过久，一吃就吃多了，豆饼在胃中膨胀，之后人就被活活撑死了。总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人们过着难以想象的水深火热的生活，没有经历过那段苦日子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受幼年贫苦的家境所迫，我从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干活。我这个人打小个子长得就比较高，也壮，身体结实。十来岁就在村里学着干农活，像净地、耙地、锄地、锄草、锄苗、收割、种地这些活我都会做。记得十一二岁时我每天往地里送饭、帮忙，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是干活能手，地里的活儿我基本上都很在行，可以拿起来就干。参加革命工作后，到农村地里干活，我依然非常内行，很多同志都羡慕我，这都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一辈子不会丢。
1936—1943年这一段时间，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在村里念小学，先后上了三四个学校。那时候在农村读书，赶上老师懂得算术，所以很早就上了算术课，我们还学《国语》和《四书》，但要求不一样，《国语》只需要读读即可，《四书》要背诵下来。
记得上学的时候，每天早晨一到学校，老师就要求我们先背书。背的时候，老师偶尔会在一旁提醒，学生就跟着背；但有的时候也不提醒，学生如果背不下来或者背得不准确就会挨板子。当时在学校里我是记忆力最强的几个人之一，读书可以做到过目不忘。那些古籍课本像《百家姓》、《三字经》、《论语》、《中庸》、《孟子》还有《古文观止》一书中部分文章，我都可以流畅地背下来，脑子好用，自然也就没受过老师的责罚。
1937年，日本鬼子侵略到我们村，八九岁时起我和家人就开始了逃荒逃难。我们住的地方离城市很近，但往西走二三十里就是山区，第一次逃难时，我们躲到了离家十几里地外的亲戚家。投宿之后的日子也住不安稳，我白天坐在公路边的台阶上，看到国民党的兵往南走，知道这里又有了危险，于是我们又赶紧往西逃，又走了二十多里地，躲到了山区的窑洞里。当时在窑洞里住着三四家，女的住在一个窑洞里，男的住在另一个窑洞里，在寒冷的十一二月份，我们在饥寒交迫中躲了大概有半个月。
我们逃难都是在夜里走，因为白天怕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夜里安全一些。我们白天牵着牛上山去躲避飞机轰炸，记得有一次，牛吃了地主家的玉米秸，地主就要把牛牵走，我叔父去叩求了很长时间，才算作罢。
我们村离城市比较近，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骚扰。日本鬼子经常到我们那里扫荡，把生活用品、粮食都统统拉走。有时候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遭抢劫，就提前把粮食藏到旧柴火堆里，但还是会被狡猾的日本鬼子发现，洗劫一空。有一次日本鬼子到村里来抢掠，村里妇女都跑到村外躲藏，后来有的人被日本鬼子发现，被赶回村去，听说很多妇女都被糟蹋了。
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八路军经常到我们那里活动，有时候突袭邢台市车站，好几次都是在夜里行动，响动很大，那时候我躲在房顶上睡觉都能听得到。
家庭环境和个人的学习生活（1937-1943年）
日本人在各处修公路、修炮楼和挖战壕，他们从各个村要民工，当时我们家因为雇不起人，就得自己去人给日本鬼子干活。虽然我年龄比较小，才十几岁，但我个子高，看起来壮，所以也被拉去当民工干活。
日本鬼子对百姓欺压无道，牵着恶狗监督干活的民工，也有日本鬼子伪装穿上民工衣服爬上树去监视干活儿的民工，看哪个人干得不好就毒打一顿。有的人甚至还被带到宪兵队里毒打，然后再拖出来，看他们被打得浑身是伤样子很惨，所以我们干活儿都不敢偷懒。这样受欺压的生活，一连过了好几年。
当时八路军经常到我们村里抓汉奸，我亲眼看见我们村有一个姓张的汉奸，被八路军抓走以后枪毙了，然后又把他的尸体送了回来。另外还有一个外村的日本汉奸在村里很霸道，总找碴儿抓人，送到日本宪兵队，后来听说夜里被八路军武工队抓走处决了。这些都是我儿时记忆中村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
外出谋生当学徒（1943—1947年）
1943年我15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到石家庄找活干谋生。可是活计不好找，去了半年都没有找到。后来好不容易才在石家庄花园街找到一份在杂货铺的工作，但那里的活儿实在累人，从早晨到晚上都要站柜台，没有休息的时间，连睡觉都睡在柜台上。而且那个地方的老板苛刻，管得特别严，根本没有自由。因此我只在那里干了一个星期就干不下去了。正好那时我父亲在石家庄一个铺子里帮忙做黄表纸（用来祭祀用的烧纸），我就离开杂货铺，在父亲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1943年的七八月份时，我已经在父亲铺里住了几个月，吃和住都靠着他们，父亲的同事有了意见，我只得从石家庄回到村里。这时正该是农村收庄稼的时候，可是赶上荒年，地里什么作物也没有长，都是荒地。那时候农民也没法儿干活，家家户户都在挨饿，人瘦得皮包骨头。
我在家里待到十一月份左右，实在待不下去了，又辗转去了石家庄的获鹿县，这个地方现在改名为鹿泉市。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纺麻绳的商铺，就开始当学徒。纺麻绳的活儿也很重，白天得编织大量的麻绳，同时还要干其他的农活，像挖猪圈肥、积肥、送肥这些都要做。晚上吃完饭后还要继续纺麻皮绳，纺到12点才能休息。一天到晚都要不停地干活，相当地累。而且，少掌柜看我干活不顺他的心，还经常骂我、训我。可这时要是不干也没其他办法，家里养活不起，只好硬撑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