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坚持干了一个冬天，到1944年开春的时候，我又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还是在一家杂货铺里干活儿当学徒。这个杂货铺比先前纺麻绳的地方在伙食上稍好一些，活儿也略轻一点，每天卖东西，比如卖纸、碱面、打火石、粉条等这些杂货，只需要白天站柜台。
到1947年的4月，这一段时间我先后做过两个工作，都是在商店当学徒，那时当学徒只管吃住不给工钱。每天站柜台、搞卫生、扫地、伺候老板，给老板洗衣服、铺床、端饭、做饭，几乎所有的活儿都要干。解放以前，给人家当学徒是很受压迫的，老板可以随便支使我干活儿，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没有还口的余地，干不好的时候还会受老板的训斥。
抗日战争结束前，城里还有日本人横行霸道，有时候出门去，还经常无缘无故地遭受日本人或汉奸的打骂。有一次我到获鹿县城里的邮局发信，路过宪兵队门口，日本人见到我就扇我耳刮子，我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旁边的人告诉我说：“你得给他鞠躬，不鞠躬就打你。”
还有一次日本鬼子对全城实施戒严，我从商店买完吃的东西出来，走出也就50米，被汉奸逮住，他叫嚷着：“拿良民证出来。”我说：“这么近，刚出门，我没带良民证。”汉奸听了，噼里啪啦打了我好多耳刮子，倒是没把我带走。
那时候我的心情很苦闷，一天到晚又辛苦又受气，累得都挺不起腰来，所以我就想寻找出路，可又不知道干什么好。解放以前我对社会认识不清，只觉得一天到晚总受压迫，挨打、挨骂、不停地干活儿。我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所以比较盲目，到处乱撞。我的心里也比较迷惘，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生活才会好，一天到晚总在发愁。
当时我住在商店里，接触的人基本是做买卖的，他们平日说的都是有关国民党、日本鬼子的话题，没人说日本鬼子好，倒是有人说国民党好。所以我受他们的影响，就下决心去当兵。店铺的人没有为难我，告诉我说：“你想走的话，第二天可以走了。”当时我父亲正好在那儿，他却阻止道：“你不能去，当兵不是人干的，太苦了！”
本来想着是去国民党保安队当兵，可在父亲的阻拦下我没去成。等再回到店铺，老板看我没有踏实干活，也就不要我了。生活没了出路，我只好另作打算。
插班上中学（1947—1948年）
学徒当不成了，生活没有了保障。1947年的春天，我在家无所事事，就萌发了上学的想法，觉得要是能学点儿知识也是件好事。于是我就跟父亲说：“爸，我想上学了。”我父亲想了想，没说什么就同意了。父亲找了一个熟人帮忙，经他介绍，我开始在石家庄获鹿县的简易师范学校上学。
刚到那里的时候学校组织考试，因为之前我没怎么好好上过学，考得不太好。我一看学习落后了，暑假的时候就不敢再玩儿了，开始拼命地补课、自学。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学习终于赶了上来，开学考试过后，校长说我考得很好，让我插了班，班上同学还推荐我当上了班长。
1947年的10月，解放军要进攻获鹿县城。简易师范学校属于国民党的学校，校长一听说共产党来了，就十分害怕。我和同学当时在学校住宿，夜里校长来到学校告诉我们说：“解放军要来了，大家赶快跑吧！”随后，校长就带着我们跑到了石家庄，之后我就住到了我父亲那里，直到石家庄解放。
石家庄解放以后，我亲眼看到了城里发生的变化，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完全不一样，共产党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老百姓也深切体会到了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切实好处。
当时石家庄有石家庄一中、二中、建国中学、正定石家庄联中、女中等五所中学。解放以后，这些中学联合重新组建成了石家庄联合中学。有一位老师带着我来到石家庄联中报名学习，从此我就成为了石家庄联中的学生。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8月，我在这所学校学习。石家庄联中在1948年五六月间改名为石家庄一中，同时成立了石家庄二中。我于1948年8月毕业于石家庄一中。
虽然石家庄解放了，但当时社会环境还比较复杂，国民党暗藏的特务也很多，我们班上有的学生就是暗藏的国民党人员，他们总想找机会打我。我们班上一个叫沙全福的同学出于好心，时常提醒我说：“你得小心了，人家要打你。”那时我住在学校，也不能出校走动，只能多加防范和注意，避免挨打。
当时政府规定，学校按正规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科目有物理、数学、历史、语文、政治、体育、劳动。其中政治、历史课讲解放区减租减息，农民翻身求解放的运动。每门课都有专门的教师讲授，学校里的教师大部分是留用的，也有一些是从解放区来的。
在中学时，我的表现一直都比较好。我们三年级第一班的班主任叫杨昭腾，他是海南人，从解放区来，教语文并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这位老师对我比较重视，让我召集学生读报纸，开始让我在班上管理一些事情。后来，学校对我的印象比较好，有很多活动都让我参加。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石家庄，之后为烈士开追悼会，学校也让我去参加。1948年1月，在石家庄召开了“中小学老师和学生代表会”，学校派我当代表参加大会。会上，市长柯庆施代表政府听取大家意见，很多老师都发了言，市长做了总结讲话，并请大家吃饭。
解放军宣传队在石家庄搞活动，我在石家庄参加的社会活动就多了起来。那时我和解放军一块儿写标语、画漫画，表现特别积极。1948年8月，我已经从石家庄一中毕业了，听说要解放太原，就要求到太原去进行宣传。我们那儿一共去了四五个学生，白天怕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们不敢走路，晚上坐老牛拉的车赶路，这样走了五六天，等过了阳泉快到太原的时候，又听说解放军先不攻打太原了，于是我们只好又原路返回了石家庄。
回到石家庄以后，我就要求到华北大学学习。1948年9月16日，由学校开介绍信，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华北大学一部15班学习。
华北大学15班学习
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大学。当时华北大学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目标是培养出树立革命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学生，对功课考核不那么严格，所以我没费周折，就直接到了华北大学学习。
当时的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离石家庄有二三十里地，是河北的一座小城市，现在正定属于石家庄的一个区。华北大学前身是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陕北公学，后来陕北公学挺进敌后办学，解放战争时期改称为华北联合大学。1948年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就是把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来在邢台的北方大学进行合并，创建新型大学，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华北大学当时有四个部：一部主要学政治学；二部是社会科学；三部是文工团；四部是研究院。华北大学是华北解放区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中央很多文化名人都在那里工作。当时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他是老革命家，早年加入同盟会跟孙中山在一起从事革命事业，后来加入共产党，是延安“五老”[2]之一。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范文澜原来是北方大学的校长，成仿吾原是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的教务长由钱俊瑞担任。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我在华北大学一部15班学习，班主任是铁华，助理是吴炯和玉健。我学的是政治课，就是政治专业，主要学习的科目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义革命史》、《党建》，还有《城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