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龙校长对我也很信任，不因我的出身而对我有所偏见，而且，他在生活上还很关心我，我与妻子刘玉萼之所以能结为连理，也得到了他的支持和帮助。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离开重庆市干校到北京读书后几个月，突然收到重庆市干校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为我提了一级工资。工资对一个成长中的干部的意义很大，这是龙校长等领导对我之前工作的肯定。一般来讲，我已经离开原单位了，便没有必要为我提工资了，而龙校长却还惦记着我，这使我很受感动，所以在收到信后我又惊又喜。1957年整风运动后，市干校与市党校合并，龙校长由于是苗族，便被调到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担任州委书记。后来由于年纪大了一些，又到贵州省政协工作，担任了两到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每次他到北京来，我都会去拜访他，此外我还利用去西南出差的机会，专程到贵州去看望过他。他大我二十多岁，在我心中，我把他看作自己的父亲。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与龙校长密不可分的。
敬爱的龙校长于1998年9月22日逝世，离休前的职务为贵州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留有一篇龙校长老年回贵州天柱老家居住时亲笔写的辞。
归去来辞
大风起兮云飞扬，人寿年丰兮归故乡。知之而定兮心情舒畅，幽壑借栖兮欢度时光。门临大坝兮平田万亩，江山多娇兮美如画廊。乌濛一片兮濮头雾雨，祥云五彩兮梨坳含阳。都岭奔驰兮跃跃在望，郎溪绕麓兮源远流长。社会主义兮人民拥护，科学种养兮料丰畜壮。国富民安兮民族团结，四化建设兮大块文章。
好领导龙贤昭校长
在重庆市干校的这段时间里，我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在我还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玉萼了，但我们之间还互不相识，她当时是四班的班主任，但年岁比我小几个月。在我进入秘书室工作之后，我们相识了，因为业务方面有些接触，而且她知道我要求进步，表现良好，挺愿意与我打交道的。玉萼的家乡是山东威海荣成县（现为荣成市）刘官屯。她的父亲是中农，由于威海是革命老区，她于1948年14岁时便参军了（三野部队），经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又随二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到了重庆，在行军过程中受了不少苦。玉萼到重庆后先是在劳动局工作，后来又到市干校第一期学习，因当时干校急需人才，便把她留在了干校。
我在干校做学生时，因为与玉萼所带班级相隔很近，所以对她有些印象，但并不深，对她只是一种以学生看待老师的眼光。她并不属于那种让人一见钟情的女孩儿，但在我留校工作后，随着接触的增多，我才慢慢察觉到她其实长得挺好看的，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优点。当时她在干校中不当班主任后，负责全校保卫工作，需要掌握各方面动态，由此，她便需要找一些人了解情况。因为我表现不错，她便常与我沟通聊天，了解学校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此外，我们在另一方面也有所接触。当时我们有向街道群众做宣传的任务，我和她的宣传能力都还不错，同时为学校宣传队队员。其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宣传成渝铁路的开通、苏联某水电站的建设成功、统销统购政策等等。
后来，她担任学校党总支秘书一职，而我则是党组秘书。这样，我们工作上的接触就更多了。在接触中我们发现彼此在政治倾向及对待某些事物的观点上都挺一致的，因此双方都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有时候，我与她及其他几位年轻同事还一起去看电影，接触日益紧密。1954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没回家，彼此间吐露了真情，也就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好领导、好伴侣、好同事
龙校长很喜欢我们俩，对我们的结合也很支持。他有一辆吉普车，是当时校领导唯一的一辆车，当他知道我们要结婚后，1954年7月的一个礼拜天，他借着去北碚休假的机会对我们说：“要不你俩就一起跟着我去吧，在那旅行结婚。”于是，我们坐上了他的车前往北碚。北碚有温泉，是重庆市一处旅游景点，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礼拜天，这便算是旅游结婚了。回来后请同志们吃些喜糖，我们还照了相，算是结婚的纪念。因经济能力有限，我没有给妻子买什么衣服。当时人的观念与现在不同，穿衣服都是一个颜色的。妻子属于胆子比较大、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喜欢穿花衣服、花裙子，有时候还自己做。
1954年7月，结婚照
我们从确定恋爱关系到结婚，不过半年多时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浪漫的时光。婚后10天左右，她便去了北京。其实我们匆忙结婚，与她的工作变动有关。那时，国家需要培养大批干部，中国人民大学到重庆招生，玉萼经过推荐并报名考核被录取进入人民大学法律系。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我们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面临分离，而且我还担忧着她毕业后若不回来该如何是好，而我能不能到北京去还是个未知数。此间，我想的更多的是希望她毕业之后能够回来。这次离别，也是对我们爱情的一次考验。实际上在结婚之时我们就有这样的考虑，结婚了，双方也就拴在了一起，即使离别一段时间也没多大关系。
重庆市干校领导、同事为妻子送行
（二排左二为妻子刘玉萼、右二为石永义、右一为龙贤昭校长，前排右一为我的班主任戴廷智）
1954年夏，长江流域发大水，所以在玉萼去北京的途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长江遇大水灾，水路不通，只能走成渝铁路，再从成都到北京，路上火车不通时只能坐汽车，汽车也不通时，还需下车在老乡家吃住，所以整段路途走得非常艰难，一共走了二十多天。当时我在重庆等她的信，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最后急得我给人民大学学生部写信询问她的情况。玉萼在人大上学的那段时间，我们约定每两个礼拜通一次信，但一遇考试，便很长时间都不见她来信。为此，我有时候在信中对她说：“你连给我写几个字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吗？”那段时间，信件往往有去无回，但我也能够理解，她一心准备考试，争取各门课全优秀，便不考虑别的了。她的性格便是这样。
1956年春，重庆市有一项干部审查工作，我代表市干校参加了调查组，专门负责调查原籍为山西的在渝干部。经请示领导，我在山西调查期间，来北京待了四天。别后相逢，我们觉得特别幸福，玉萼陪我去颐和园、故宫、天安门等景点转了转，时光虽然短暂，但那种甜蜜的味道直到现在我还有着很深的记忆。
玉萼是个好伴侣，我们在人生观及价值观上有着相同的取向，我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内心则都是上进的。
干校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大家庭，几十个同事之间彼此都很熟悉，而且大多是年轻的同志，性情和爱好都类似，所以这个革命集体是很温暖的。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中，同事间打打闹闹，气氛很融洽，工作之余，我们在一块儿打篮球、排球、乒乓球，玩得很尽兴。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单纯，许多同事都还没有成家，同住在集体宿舍里，闲聊时，我们还说起了彼此的恋爱经历。那时的革命热情使我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那一段的同事关系是我终身难忘的，我对这些同志的印象都很好，其中与任群的友谊算是最铁的。我离开重庆后，他做了党总支秘书，后来在重庆市秘书处工作，曾当过重庆市保密局局长、重庆市委副秘书长，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全国秘书学会的理事，在秘书学方面取得了较好成就，专门编撰了秘书学方面的教材。直到现在，我们还一直有来往，关系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