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学习政治思想以外，我们还需要参加劳动，差不多一千人所需要的粮食、煤等都需要我们去江边搬运。这时候便显示出我的与众不同了，因为我经历过劳动的锻炼，而且干活不怕苦不怕累。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更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由于劳动表现突出，又加上能如实交代家庭的历史问题，对人生观、世界观有好的认识，在几个月的学习中各方面表现都较突出，等到9月结业的时候，我在九百多人中脱颖而出，与另外两三人一起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且确定要把我留在学校工作。
我之所以称这段时期“五个月的学习胜读十年书”，一则是因为这是我人生选择中的关键一步，二则此时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同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班主任戴廷智、徐大同。关于徐大同老师，我2007年秋回乡的时候还见过他一面，他还送给我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我们市干校二期六班全体学生的合影。并且，他在照片背面给我写了一段话。
永义老同事：
有幸在80岁即将到来之际，能在重庆重逢，真是太不易。这张照片是您18岁参加革命时的干校毕业照，上面除了有您有我，还有长征老革命龙校长以及董绍琪、孙建华等老同志。此寄给您作纪念。
照片是在重庆旧川东师范校址、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政府旧市政府所在地，现正建设成重庆市人民文化宫。
照片是1951年8月31日所拍，距今已有56年之久，确系一件文物，请善保存为盼。祝健康长寿。
徐大同翻拍赠送
2007年11月30日
五个月的学习胜读十年书
1951年，重庆市干校二期六班全体同学结业纪念留影
（前排左七为石永义，二排右十为龙贤昭校长、二排左八为徐大同班主任）
从秘书室的收发、监印到事务长
1951年9月，我于重庆市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分配在秘书室，具体工作主要是收发信件和管监印，任务并不重。在此期间遇到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抗美援朝运动，大家纷纷捐款。当时是供给制，干校负责我们吃穿，此外每月还发五元多钱，我就每月从中拿出三块钱来捐了买飞机。此外，我还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的初级班学习，当时的读本是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编的政治常识读本。
那段时间，对我影响较大的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思奇被称为人民哲学家，在此书中，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大众哲学》对我后来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影响很大，我的风格方面也受到了艾思奇的影响。
在秘书室工作期间，我还参与了学校“三反”、“五反”运动。运动中，一般涉及到财务方面的人员都会受到审查，如事务长、会计等。行政科中有一个管理伙食的职位，即事务长，原事务长在运动中受到审查时（后来证明这位同志的问题并不太大），组织上将我从秘书室调到行政科替代了他事务长的职位。当时干校中有二十多位炊事员，我当了事务长后便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讨论如何搞好教师员工及学生千余人的伙食。我当时还很年轻，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和炊事员相处得很好，有时我还帮他们一起去采购，一起洗菜，边干活边聊天。总的来说，炊事员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心情也比较好。其中特别要提到一个人，他叫阳炳春，此人厨艺很好，在干校里主管小灶，即负责校领导的吃饭问题。那段时间，我和他接触不少。后来，他被调到重庆市政府当炊事员，当时我已到北京了。后遇一机会，刘伯承元帅因需要一个炊事员，到重庆选人，他被选中了，随后便到了北京来给刘伯承元帅当炊事员。后来由于年纪大了，等到刘伯承去世后他也就退了下来。其间我们多有联系，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五个原重庆市干校的老同事还年年聚会，参加聚会的来自四个家庭。除了阳炳春及我们夫妻之外，还有一位是原干校教育科的科长郭扬同志，后来他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担任党委书记，另一位丁冰同志，从重庆来京后，现在北京经济学院当教授。
从入党到担任党组秘书
1952年12月，即在留校工作一年多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时我年仅19岁。在那个年代，入党可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而且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那便更不容易了。好在个人的历史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从我进干校学习的那一天起，每天都勤勤恳恳的，并且朝着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生活上，我一直按照党所要求的生活作风和态度来约束自己，这些都为我入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我重新回到了秘书室工作，不过这时工作已有所变动，不再是管收发、监印的事情了，而是担任了机要秘书和党组秘书。入党不久便担任党组秘书，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之前，组织对我进行了严格审查，参照我在干校中的表现，最后让我担当此任。这表明龙贤昭校长对我的信任和重视。自1953年起至1956年我离开重庆市干校为止，我一直担任着党组秘书和机要秘书的职务。这些年中，机要秘书和党组秘书都是在干校主要领导龙校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负责校与科、室、班的上传下达工作；负责通知党组会议的召开并做好会议记录，并在会议结束后给市领导写简报或报告。这些工作内容，要求执行人有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说实在的，我的写作能力在这之前锻炼得并不多，可以说，这都是龙校长手把手教我的。在处理工作中各种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能较好完成任务的，没出过什么大毛病，只是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秘书是做中间工作的，在沟通上下级关系时需要自己去了解每个人的脾气秉性，自己说话的时候也要多多注意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并且能如实反映情况、准确传达领导指示。这段时间的工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工作能力上使我自己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4年，石永义于重庆市干校留影
好领导、好伴侣、好同事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参加革命队伍一年后即入党，后来又担任了校党组秘书的职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遇到了一个好领导——龙贤昭校长。龙校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参加了革命，是长征老干部，曾在延安学习过，后随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之后留在重庆市干校。龙校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对党忠诚，作风平易近人，没有一丝高高在上的架子，深受师生喜爱。我在校内担任各种职务，也是与龙校长的提拔分不开的。龙校长对我在政治上、工作能力上帮助很大，这点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我在担任党组秘书期间，每两个月要定期书写简报向市委汇报学校的情况。对于此类简报，龙校长都要亲自修改定稿，并告诉我哪点写得好，哪点写得不好，应如何掌握重点。他还曾对我说，写完之后不要怕修改，需反复推敲。而且，他还告诉我毛主席的文章和所作的批示都是经过修改的，并不是一气呵成的——这一点在我后来看到毛主席文章的原稿时得到了证实。作为一个领导，龙校长教育下属能如此耐心仔细，是很不简单的。若我写得不好，他会耐心指出，若见我写得好，便加以表扬和鼓励。在龙校长的帮助之下，我的写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我很庆幸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了如此好的一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