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的这些可爱的同事，我常常会怀念他们。
1955年，石永义于重庆市干校
在向科学进军声中选择了考人民大学
1956年，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首先需要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发展则需要吸收大批优秀的青年进入大学接受培养。当时的招生对象一部分是应届学生，另一部分主要是年轻的调干生，我便属于后一类。那时我还在干校做党组秘书，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此外，上级还下达了文件，鼓励年轻干部去深造培养，领导则要舍得放人，不能在此间形成阻力。因求学心切，同时也想与妻子团聚，再加上在干校的发展不易（当时的校长及正副科长年纪都还不大，我自身职位想要有所提升是不容易的），我决定报考北京的大学。当时我也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人民大学，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考虑。清华大学的重点在工科，北大则重点培养理科生，人民大学则是文科更突出一些，学习文科比较适合我。而且，当时认为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建立起的一所新型大学，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位是很高的，当时有一个公认的排名说法，“人、北、清、师”，即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的人大校长是吴玉章，名望也是超过其他高校的校长的。再者，人民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是很强的，我对此很感兴趣。此前我曾在重庆市干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从初级班到中级班，我学到了很多，并且对艾思奇、陈伯达等政治理论家非常崇拜，我希望今后能在政治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从报名考试到入学人大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报名之后，正赶上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这是当年大家最为关心的政治事件，大家围绕着此事展开学习讨论，阅读《人民日报》，研究我们党对这个事件采取的对策。因为我平时就对这类事件很感兴趣，所以事件发生后一直关注着，没想到这次考题的重点就是有关苏共二十大的，这在我考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重庆发榜时，我的名字位居榜首。人民大学历史系（即当时我报考的系）的一个老师叶维君负责重庆的招生录取工作，他对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得我顺利考上了人民大学联共党史专业。在此，我要感谢叶维君老师。
1956年的人民大学较之从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之前人民大学的政治理论课程方面未建系，只有马列主义研究班，1956年后，开始建立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历史系（相当于后来的国际政治系和中共党史系）等。历史系含两个专业，其一是联共党史专业，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其二是中共党史专业，主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当时这两个专业的招生人数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们联共党史专业共招收了360人，分为12个班，中共党史专业也招收了300人，共10个班。
考入人民大学，算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其实每一次机会都不是在我预料之中的。1954年妻子去北京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两年后也有去人大学习的机会。即将离开重庆市干校的时候，我对领导及同事都有着依依惜别之情，但无论如何，自己必须要离开。
我自1951年离开家之后就一直没回过家，也不曾和母亲联系过。这次离开重庆之前，我让大姐陪着回家看了看母亲。回到家中，我看到家中房子大部分已被分了出去，只余下了几间，财物也都被分掉了——这是之前就知道的，我对此也很拥护。当时嫂子已经去世，大哥也过世了，侄儿则在技校，家中只留下母亲一人，此时的母亲比原来苍老了许多。我看了看母亲住的屋子，然后吃了一顿饭，与母亲简单聊了几句。当我谈到即将去北京学习，展望此后的发展时，母亲也很欣慰，盼望着我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临别时，母亲对我说了几句要注意身体之类的话，此外则没有多说什么。此后，我便离开了老家。
认真读书的一年
初到北京，我先来到了人民大学在北京城区海运仓的校区。海运仓校区含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历史系、新闻系等，校舍有楼房也有平房，总的活动面积不是很大。我们的住宿条件不怎么好，但大家在思想上并不介意，因为人民大学本身便有着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大，它一直在战火中成长奋斗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还想将燕京大学校址交给人大，但吴玉章校长提出要自己建，这正是我们人大学生当时引以自豪的地方。总的来说，我对人民大学的印象很好，况且，我真心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
入学第一年，是我认真学习的一年。因为我是调干生，每月有29块钱的补贴（按级别有所区别，另有一类是25元），所以生活上不必愁。一年级学的多是基础知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此前我曾有过相关学习，在这一年里，我又好好巩固了一遍。总的来说，这一年的学习我还是很适应的，稍有难处的是学习外语。我在外语方面的知识是很欠缺的，在此之前，我只在中学时期学过英语，但来到人大后需要学俄语，这对我来说是个头疼的事。为此，我多下了一些功夫在外语学习方面，只是后来运动开始后便丢下了，所以外语一直是我的弱项，以至于后来评职称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这一年的学习为我之后的学习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一年的时间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是举足轻重的。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社会主义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了我们脑海之中，以至于后来遇到再大的风浪、挫折、再大的剧变，都没有影响到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1956年，石永义来北京后与妻子合影
“大鸣大放”阶段中与林希翎的交锋
1957年，中央发起整风运动，提出了“大鸣大放”方针。这时，林希翎出现了，她当时是人民大学法律系高年级的学生，通过关系得知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她结合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先后在人大的两个校区（北京西郊及海运仓）作报告，系统宣传她的观点，并引起了全校轰动，而且很快引起了全北京市的轰动。她所提出的都是一些颠覆性的观点，首先，她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其次，她将矛头对准了人民民主专政，她提出，这种专政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还不如西方民主；再者，她还指责共产党是一党专政，独裁。她的这些观点引起了学生们激烈的争论，有的拥护她，有的反对她，有的则当起了中间派。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大家纷纷自发贴大字报，开始有了一些运动的味道。
我不同意林希翎的观点，致使我们出现了交锋。党总支布置下任务来，看我们能否对林希翎提出反对意见，我们这类和她持反对意见的人就准备和她的观点交锋，学校在“铁一号”（铁狮子胡同一号）组织了一次大的交锋会，我有幸被选中在大会上发表我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观点，澄清她的一些错误观点。我们采用逐条批判的方法对她的观点进行批驳。例如她说：“既然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灭亡的阶段，那共产主义不是也要灭亡吗？”我则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一件事物的灭亡并不意味着毁灭，肯定会变得更好。几千年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其次，我还对林希翎全面否定斯大林进行了反驳，强调斯大林功大于过，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在大会上发言前，我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提纲后，由学校几个有名望、政治上又可靠的老师听取了我的意见，认可我可以参加回答林希翎辩论会议上发言。这次大会上，与林希翎持不同观点的人作了发言，其中主要是学生。这次会上的发言是我们和林希翎的一次交锋，但这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这次交锋会结束之后，对于学生辨明大是大非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