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住在中南海外交部长家招一个家教，我就去了，然后就留下来工作。他家里是外国媳妇，还有一个老妈子，也常常出去。记得中南海冬天的时候可以溜冰，也常带着孩子去玩耍。去了一个多月，这个外交部长就对我不礼貌，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上我屋去，第二天我就跑了，从那儿以后就不干了。
有个叫张广仁的朋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在中山会馆住，他在云南会馆，在骡马市大街，他待我特别好。我有一次得了白喉病，很厉害，都不能吃东西，每天在家里我躺在床上，他给我喝水，天天细心的照顾我慢慢的就好了。他家是农村的，常常给我们家送白菜，经常是一车一车的。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钱，我病好了以后，小时候鬼心眼，就跑了。后来他找到我二妈，我二妈说：“她不在”。他还拿了菜刀，我怕他杀了我，就更不敢回家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回家。后来他知道我真的不爱他了，就离开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家里收到一封信，署名是陈慕琼，挺奇怪的。后来琢磨出来是在我家附近看到我了，然后跟着我走，又去派出所打听我的名字住址什么的。那个署名的意思呢就是他爱慕我。后来他有工作就回天津了。
记得小时候交一个朋友，他挺有意思，约你上哪去，就吹哨，爸爸也不知道，都是隐蔽的。还有一个人叫李会松，他爸爸是律师事务所的。他在那边住，我在这边住，有时他出来，我也出来了，彼此一笑，那时候就是心里知道都互相喜欢。到后来大家就都很有默契的出来，心照不宣，有点像初恋的感觉，但从来没说过话。
后来我们搬到了西河沿。有个同学的叔叔经常上我们家去，他偷偷的拿我的鞋去画样子，第二天给我买了一双皮鞋。他也挺喜欢我的，那时候他就有老婆了。这都是一段记忆。
那时候我还总是爱看报。在家的时候，报上登着，西北影业公司招生，在西四长安街三楼应聘，出于好奇，也爱看电影，我就去应聘了。应聘的时候考喜、怒、哀、乐四种表情，后来考上了公司的通知就寄到家里。但爸爸那时候比较封建，说：“你要去，我就不要你了”。我也是年龄小，不敢走，这也是我现在的一个遗憾。现在真的不敢想如果真的去了，又会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报上还总登医院招生的信息，我也去过，同爱医院、中华医院都待过。
再长大一些我们家就破落了，爸爸和二妈都没有工作，挺困难的。我爸又让车给撞了，腿受伤了不能动也没有钱治，住我们家里，那是我爸爸最可怜的时候。等我爸爸去世后，二妈又嫁人了，是结婚以后的事儿了。我爸有了我以后，也没有儿子。后来，又抱了一孩子，是我弟弟，也养不起，就送他去练戏，成名之后就出国了。因为当初一起唱戏时的女朋友不要他了，受了刺激就得了神经病。回国后他在骡马市大街住，去看他几次，连我都不认识了。
为人妇为人母的府花
与爱人的相识是很有缘分的。在十八岁那一年，我给人家当伴娘，爸爸一个姓郑的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男孩，当时由于距离太远，连面都没有见；然后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又有人给我介绍，当时还是想自己谈恋爱的，就把家里我所有的照片拿走放到一个街坊家里，就怕媒婆拿走。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两次介绍的是同一个人，也就是我的爱人。
虽然以前交朋友都是选择家境比较富裕的，但是最终托付的却并不是那种类型。当时我也不是特别愿意，后来爸爸劝我，说他家里认识的人挺多的，就嫁吧。公公名叫何澄一，担任过中国图书馆馆长。年轻的时候去日本留过学，还教过书。我的公公认识很多的名人，梁启超、蔡锷，还有中央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去世时也很可怜，因为冬天他给梁启超改手稿，很冷，当时婆婆给小姑子哄孩子去了，也没有人照顾公公。后来摔在地上就再没好起来，直到去世。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我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愿嫁给了我爱人。20岁我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好像是正赶上“卢沟桥事变”。是个动荡的年代，当时举办婚礼时，摆完酒席就都尽快让新娘子回家去，因为怕在外面呆久了，会有日本人来骚扰。那时办喜事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其实广东人结婚的习俗要送女方一只烧猪，然后再把猪头和猪脚给男方，但我们结婚那会没有那个条件，也就没有了这些规矩。结婚是结在了中山会馆里，在我的记忆里，那里有丁香树，还有藤萝挂。1949年解放后，归房管所了，从前有的东西很多都没有了。大佛堂没有了，还有亭子，亭子底下还有水现在也没有了。最早分为外院、中院、后院。大门内是一座木影壁；绕过去便是大客厅，客厅的四周有回廊环绕，另外有魁星楼、戏台、假山、亭树、水池、小石桥、什锦窗院墙等。中院进门到后院，下雨的时候从前门到后门淋不着，一路上都有廊子，特别宽。后院一进去就是大山石，有各种各样的窗户，有菱形的，梅花形的，现在都变了。还有单杠、双杠，各种球类的锻炼设施。后来，那会可能是要就修复中山会馆，找我儿子，找我七小姑子了解很多次。记得有一年找我的儿子、媳妇，还有一个人问我这事儿，后来听说不成了，不了了之了。
那会在中山会馆有一个叫黄老太的。跟我们关系特别好，她喜欢佛，拜佛剩下了贡品，鸡肉、水果都会端来给我儿子吃。她一个人，带一个孙女，总是背着孙女看病，天天捡东西，自己煮着吃。听说其实她有个工厂，还得给她钱。那时候我经常跟她借钱，她家里有一个阁楼，每次都是她自己上去拿，然后再给我，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的钱。她儿子在美国，还给了她好多金票。
更有特别的是最后头院的一家人。他们住在最犄角的一个房子，一家人都财迷心窍，天天的敲，就认为这个房子底下肯定有宝物，都差不多把房子都给敲下来了，最后敲出一双绣花鞋。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姓唐的人。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中山会馆有这样的一对。这个男的死了，死了之后姨太太跟着服毒也死了。这两个人抱一块死了。可能就因为他们两口子死了，从那以后中山会馆每回死人就是两个，一死就是一对，一抬就抬出去两个。这是个奇怪的事儿。
我们住在偏房，当时可以占多个房间，谁用就给谁，除了我们住的房间，我们还占了两间正房放一些杂物，主要是煤。每次发煤都要雇车给拉回来，拉煤的车下面都有一个小孔，一边走那个煤就会一边漏下去，其实就是一种巧妙的偷煤。那会馆是住了一辈子的，从20岁到82岁基本上都在那里度过的。但是我也没想到，这多占的两间房引发了很多的波折。
因为爱人的工作地在天津，结婚后，我也随他来到了天津。当时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的住房，只能是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后来跟就人家借一间房子住，每个月给人家60块钱，一起吃饭。有一天，我爱人何士奇拿了一张369画报来，上面有一张我的照片，旁边写着：何士奇夫人唐幼琼女士。当时我穿着一件粉色的衣服，头上还戴着花，挺漂亮的。我爱人也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上了报了。那时，他是总务处的做笔头工作的。我爱人的妹夫黄福生（音）是铁路局的局长，当初我们结婚后到天津生活就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他那里有很多听差的，大家一起做一桌子饭。吃完之后再坐洋车回家，在路上还有经常碰到日本人。他家里有很多的“石头人”，还曾经送一个给我。后来他家里买什么都是国家出钱。他有个同事也是局长，叫陈觉生（音），这个人有点怕老婆，就把很多的财产放到我妹夫家保管，后来他死了，这些财产也就归了我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