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生活没有了以前的种种爱好，唯一的还算是娱乐的方式，就是和爱人一起到日本人开的枪场里面赌“字”。一块钱大概是顶五块钱，要是押多了就赔了。要去这个枪场还要摆渡过河才能到，那时是在日本租界，我爱人不上班休息的时间，我们一般都泡在那里了。有次他穿一个大褂，我穿得也很漂亮。我坐在喝茶的地方等我爱人去买票，还有人上来称呼我为“唐小姐”，其实那时我已经结婚了。记得那时，我和爱人一直追5号，大概下了五百块钱的注，那是我爱人几个月的工资，最后我们没有押到。这就导致我们婚后的一段时间里过的很清贫，就连床坏了一大块，只能在一边睡了都没舍得换一个新的。
21岁，我们有了第一个女儿，也就是结婚后的第一年。怀孕的时候，我和爱人在天津，公公婆婆在北京，身边没有人照顾，都是跟着同事，做什么就吃什么，并没有什么特殊。即便有些好吃的，也多半是让丈夫吃了去。那时，丈夫不是很懂事，他喜欢养狗和养鸟。那一年太冷，他养的狗被冻死了，他回家一看就哭了，我还要哄他；有一次我不小心开窗户把他养的鸟给放飞了，他回来又哭了，我还是要安慰他。当时父亲为我选丈夫时，觉得他比我大了12岁应该很会照顾我的，恰恰相反的是，到后来还是我照顾他，体贴他多一些。
可能因为他从小就娇生惯养的，还一直都有保姆伺候着，那保姆从小就伺候着，到结婚也是，后来那个保姆就是死在他们家的。那个保姆有一件有金扣子的衣服，我爱人比较爱花钱，有点大手大脚，他自己每月100块钱的工资还不够，又偷偷地把那些金扣子拿去换钱花了。
还有一次，有个以前的男朋友来找我，他知道了非要离婚，我就将他，说要离就离吧。结果他不舍得了，也就没离成。虽然以前有很多的朋友，但是结婚后都抱着好好过日子的心态的，从没想过要离婚什么的。
记得生孩子时，在医院住了七天，到出院的那天，我都不会走路了，大概是因为躺的时间太久了，后来又慢慢地学走路。照广东人的习俗，坐月子要吃猪脚，猪脚、鸡蛋加上红糖和姜做成的一种甜甜的猪脚，很补身体的。但是我出院后就是随着做饭的同事一起吃，连鸡蛋都没吃多少，就是这样有了第一个孩子。
有了孩子应该会增加父母的责任感，但我爱人则不然。他在铁路上工作时，因为得罪日本人，被当面抽了一个巴掌，赌气之下，他就不干了。有了老婆孩子，就需要养家，需要学会容忍，但他没有，还是那么少爷脾气。因为这样，我们在天津过不下去了，公公认识南京外交部的部长，就把丈夫介绍到南京工作，当时家里愿意让他自己去，可我坚持跟着丈夫。就这样，带着大女儿来到了南京。丈夫那时挣100块钱。租房子带家具，自己做饭自己起火，还要养活老婆和孩子，经济负担就很重了。越是这样的环境越可能激发奋斗欲望，但丈夫却没有。
这时还有一段故事。那时有个邻居叫林源庆，解放后跑到台湾了，他也知道我和我爱人不是很和谐，就从台湾寄了200块钱，让我去。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就没有理会，还找个一个铺保，把钱支出来补贴了家用。
那时他还讲究要看英文报纸，连中文报纸都不看。每天回家就是坐在那里看报纸，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关心。二女儿是在南京出生的，多了一张嘴，就又多了一份花销。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回到北京，和公公婆婆一起过，因为自己当时没有能力养活这两个孩子了。二女儿小时候得过一场病，因为吃多了药，右胳膊抬不起来，从那就落下了残疾，以致耽误了她找对象。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时我还得了一种皮肤病，挺厉害的，但家里没有钱治疗。我就背着丈夫给他三妹妹打了电报，三妹妹给我寄了200块钱，才看的病。在天津的时候还总是去他们家吃饭。我婆婆家里小叔子、小姑子加起来一共八个，其中有一个小叔子和一个小姑子跟家里人说是到胡同口买烧饼，结果一去就没回来，家里通过很多方法找过，但都没找到，后来才知道是去参加革命了。那时参加革命是要保密的，不能和家里联系，他们还都改了名字。周直是我们的小姑子，本名叫何乐雅。还有小叔子，叫李健，本名是何士通。但后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小姑子在南下文工团，小叔子在湖北报社副总编。但后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这时候我爱人也没有工作，总觉得他不会为家里考虑，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多忍耐一些，至少要生活啊。
隔了两年之后，我又生了第三个女儿，按照广东话讲是连贼都不偷的。在那个年代，连着生了三个女儿，难免会受一些埋怨和责备。相反的是，我的公公婆婆都非常的开明，从没责备过我。公公还是一生完孩子就拿来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大女儿是照薇，二女儿是照芸，三女儿是照萍，都是排“照”字的。
三女儿出生后，家里就靠我爱人一个人挣钱就很难维持，尽管有公公婆婆在旁边帮忙，后来我认识的一个百万富翁那样的人帮我介绍到市政府工作。开明的公公婆婆还是挺支持我出来工作的，那时还是旧社会，就挺不容易。公公特别有学问，中央还给他发钱。儿媳妇应该给公公婆婆打洗脸水，他从来都不用，很随和的。婆婆也很好的，虽然一起过的时候拌过嘴，但后来分开也总是做什么好吃的都端过来给我们一份。但婆婆有个缺点，过于喜欢赌博。以前公公有张齐白石的画，被婆婆很便宜的卖了，挺可惜。
反倒是我爱人不是很愿意，他认为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孩子，做一个家庭妇女。但我心里不这么想，还是想出来工作，一是分担家里的负担，二是出来见识见识。
刚到市政府时，是在收发室工作，主要是摘邮，主任把需要写在信封上的给我，或是抄下来往信件的主要内容。那时，爱人在朱朝街工作，他骑洋车带着我到市政府，距离也挺远的。收发室的主任任挺好的，也很照顾我，见过我的二女儿之后觉得长的像他女儿，就把我二女儿认了干闺女。平时工作中，他把要写的摘出来，然后我在写，他对我的工作还是挺满意的。
在收发室的时候，大家都叫我“府花”，可能是当时结婚也没多长时间，我穿得特别一些，穿一个背带裤，合作社的主任还提醒我，别那么特殊，以后不许穿。后来就跟同事们出去吃饭，总有人请我赴宴。我觉得自己有三个女儿要照顾，去过几次就不想去了，就有一个当差的跪下来求我，让我去，否则他们也没法跟着一起去吃饭了。每次都喝酒，一大杯一大杯的干，回家的时候就我自己在路上晃悠悠的骑车回家，路上什么人、车都没有。
尽管那时有公公婆婆帮忙照顾，到第三个孩子时就都是自己带了。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孩子，还要起来喂奶，每个孩子都是喂到一岁才停。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有次我亲妈从天津来看我，看到家里这种状况也很心疼我。就劝我把三女儿先放到我姐姐那里，这个姐姐就是张妈妈的女儿。让她帮着养，那时我姐姐再嫁了，家里条件很好，就是没有闺女。迫不得已就放在姐姐家养了，我和爱人也经常去看她。等到前两个女儿稍微大点了，我们就商量着把三女儿接回来。到了姐姐家，亲妈就劝我，本来家里条件就不好，也是自己的姐姐，不是外人，就给姐姐家吧。那会三女儿身体也不好又缺钙又罗圈腿，就这样，三女儿就没接回来，就从何照萍变成了张富贵。
好在这几个孩子也比较懂事，学习上也没费过什么心，都能考到前三名，就都是后来家里供不起，就念到中专、技校的。给孩子们添置衣服有时就用烂了的被里做衣服，小裙子穿。单位的同事都问我，一年三季穿一件列宁服，没有别的衣服。家里条件不好，只能先顾着孩子，自己的那些小爱好就只能放弃了。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收发室主任帮我，把我转到了秘书处工作，到了秘书处工作也比较清闲，似乎很多时间都是织毛衣，没事时候摘棉花。在秘书处工作也就是两年，后来就和平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