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我叫史之本，出生于1928年这个战乱时期。人生没有如果，但如果我生在好年景，我就会像这诗里的鱼儿一样，凭着率真和善良东游西荡、走南闯北、快乐无比，因为我就是这种人。然而头顶上的那片莲叶——那片天空却给了我那年代的阴霾和苦难，艳阳和激情。乐观开朗的性格给了我流连忘返的生活。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小时候是同学中的孩子王；上学时是朋友中的马大哈；参军时是战友中的带头人；工作时是同事中的领导者。一辈子经历过无数次风风雨雨，坚强的性格让我在苦难面前绝不屈服，绝不投降。人生就是在一次次变化中寻找永恒，又在不停的奔波中寻觅新的起点。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不一样的经历组成了我多彩的人生。我这个年代的人，注定了要有故事，注定了要起起落落，注定了要悲欢离合。不过我这辈子总体还是幸运的，吃了很多苦但是很坦荡、很快乐，这跟我乐观坚强的性格分不开，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鱼戏千里，历坎坷若等闲；心游万仞，惜真情在人间。
家庭概况
我们家住在沈阳市小北关，一进去能看见一个大黑门，有点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但不是官宦人家。商人的宅院虽然说不上特别阔绰，但是也相当够档次的了。我们家的院子到底有多长——在胡同，从大十字街往北去，有24个铺店那么长。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有四层院子，每层都是大院子，不像北京的房子院子小，我们家的院子长度达到了两个胡同，前面叫德源胡同，后面叫大顶（音译）胡同。
我出生于1928年，当时是民国17年。那时我们都论虚岁，生下来就算一岁，后来普选才改过来。而我是小生日，得虚两岁，所以今年82周岁，84虚岁。我妈28岁生的我，我在家里排行老五，是最小的一个。家里有四个姑娘，就我哥一个儿子。我大姐比我大十岁，我哥比我大七岁，二姐比我大五岁，四姐比我大两岁。
童稚年龄•“惹祸”孩子头
我的童年时光印象已经模糊，但是上学后的记忆却还清晰地印刻在脑海中，每当想起那时候顽皮、逞强，而又独立、自信的自己，还禁不住开心的笑起来……
我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当班长了，因为我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把同学们管好，加上姑姑又是中学的校长，所以就一直当班长。
有一天，我在楼下翻杠，上课铃响了才往教室跑。当我跑到二楼的时候，老师就要上课了。我瞥见老师拿着粉笔盒，准备让班长叫起立坐下。那时候我们都用日语叫起立，还得给老师敬礼。结果，我这个班长却还在下头玩呢。班主任（他不是日本人）看到我才进来，就对我说：“玩够了没？别上来了，再去翻去。”后来，老师罚我站到一边，讲课也不理我，我感觉很不好意思。过了一会儿，他就让我归位了，等我回到座位上时同学们都乐坏了。
到了冬天，学校院子里要结冻了，我们就在整个院子里泼水，再在周围打上土栏杆，就成了人造冰场了。每个院子里都有冰场，我小学一年级就会滑冰了。我们班里有冰鞋，是公用的，如果自家有也可以穿自己的。那时候我们总是推着小椅子，穿上冰鞋，试探着滑，跌倒了就爬起来，几天就学会滑了。我很爱滑冰，老玩不够，连上课也不安心，老惦记着赶快下课，好去滑。有时候我会偷偷把冰鞋藏在桌子底下，等老师快讲完课了，就提前把冰鞋套上。下课后我就扶着楼梯栏杆下楼去，出了大门就赶快上冰场，课间休息不到二十分钟，能滑多久就滑多久。因为滑冰回来晚，也没少挨过骂，老师总说，你这像什么话，当班长还老这样，玩不够？怎么给其他同学做表率？
我二年级的时候，还是小班长，学习不错，考过两个第一，家里对我挺满意。我们学校原来是平房，后来是二层。那时候满洲国实行日本教育，况且我们又是中心小学，就规定我们平时要劳动，也就是做值日。一个班分甲乙丙三组，两排人一组。那时候放学后其他同学都走了，就剩班长留在班里，监督他们值日。
那天，做值日时我们大伙儿就擦地，有个同学一边擦地一边说，昨天礼拜天，他妈爸带他去看了日本的杂技团表演，说那椅子多高多高，都跑上去坐着什么的。我说我也看过，也是我爸妈带去的，日本马戏团又是飞人又是骑马的。他说要是喜欢那个椅子，咱们也可以摆上。说完我们就把桌椅板凳都推到吊灯的前面，把桌子码成堆，摆上椅子，然后他就爬，爬到半道就不敢上了，只能狼狈地下来了。大伙儿说，你还学人家玩杂技呢，狗熊！谁敢上？大伙都不敢上。我说这算什么，我上！我就上去了。三个桌子在中心摆了个小角，有一个桌子腿没放好。我在上面就坐下了，还摆了个姿势，都够得着房顶了，多了不起，我也能学马戏去。正高兴着呢，那一个腿就翻了，我一下从上面摔了下来。
那时候房架子都挺高，不像现在的，老师的讲台离课桌半尺都不到。要是再歪一点，摔到木头桌子上，我的脑袋就开花了。当时，我就昏迷过去，跟死了一样。同学都围过来使劲喊、叫我，有一个同学挺聪明的，说快去找校医。于是，就有两个同学跑去找校医，结果校医不在。后来说上校长那看看，校长屋里也没人，找老师也找不到，他们就跑回来说没有，叫我，我一点知觉都没有了。那两组人就什么都不干了，把我弄到一楼。一层的教室是别的年级，都是洋灰地，有走廊，外边有廊子，他们把我放在洋灰地上，几个人坐那儿哭，也找不着其他人帮忙。有个同学说，咱们把他送回家吧，有的同学稍微有点劲，就背着我把我送回了家。
我们家离学校近，不用走大街，走胡同就过去了。当时我们家人一看我那样儿，吓一大跳，说怎么回事？我同学说摔了，就不清醒了。我妈赶紧把我抬到屋里，搁到炕上，很生气。我妈吩咐佣人赶快去请大夫，那时候同仁医院离我们家不远，有个吴大夫——后来这吴氏三兄弟都挺出名的，不知道是其中哪一个——常给我们家看病，就给请来了。看了之后，他说是脑振荡，须静卧三天，但只给我拿了些镇定的药，也没打针就走了。
第二天老师来了，她说她提前走了一会儿就出这事，她有责任。我妈说：“也不能怪你，我孩子太淘了。”后来老师就说，留在家里观察一下吧，休息几天，然后再回来补课。我睡了整整三天，醒来又吐，后来能喝水了，还是老睡。第三天还没好，但我已经清醒了，就喊饿。我妈弄了点米汤，我们那时候一病了就拿米汤冲鸡蛋放白糖，就喝点那个。我说要上学，我妈说就这样还上学呢，糊里糊涂地睡了几天都不知道。后来我就能起来了，但是头还晕。我估计脑袋受了振荡，有点毛病，也不知道留下后遗症没，反正这些年也没有犯。这就是我小时候上二年级时闯的祸。
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主任换了，新的班主任也是师范毕业的老师，挺漂亮的。我们都搬到绿楼的顶头，教室挺大的，又增加了新生。我们学校是市立中心小学，省里的教育厅厅长有个孩子在这儿上学，他借机会说看校长，再看看学校，实际就是来考察的。省教育厅的厅长要来，老师们就忙的不得了，校长吩咐把教室安排一下。老师让我带几个同学到大街上看看有没有树上掉下来的树枝，大家捡来做手工，弄点绿叶、红花，就是说做一个桃花树似的东西，插在教室的角落里，增加点儿色彩。于是我带了四个同学，到柴火房借了把斧子就上街了。马路的两边，树还没有发芽，都剪得整整齐齐的，没有一个多出来的，还都挺高，看来是捡不到树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