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让我尝尽了生活的残酷
我叫宋峰，曾用名叫宋景崙，出生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周营乡的大倝漥，一个农村地主家庭。当时我家有六百多亩地，我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都在一起住。我母亲姓褚，是父亲的第4任妻子，我的父亲叫宋在田，他的第一个老婆是生孩子的时候死的，第二个老婆和第三个老婆都是病逝的。第二个老婆和第三个老婆给我父亲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姥姥也挺狠心的，她就是看中了我父亲家是地主，有很多地，生活好，不挨饿，她想沾沾光，于是就把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那个时候，我母亲还不到16岁，就已经当了五个孩子的后妈了。这几个孩子中，最大的只比我母亲小1岁，最小也只比我母亲小12岁，而父亲比我母亲要大出整整20岁。
母亲在还差四个月才到17岁的时候便生了我，我是1938年的正月二十二出生的，正逢抗日战争时期。记得2岁的时候父亲母亲还有家里的长工就带着我躲避日本鬼子。浅浅的印象里，逃跑时那个长工把我抱在胸前，我不同意，他问我原因，我告诉他：“如果鬼子来了我在前面会被刀枪刺死。”他就把我背在后背，我还是不肯，说后面也很危险，后来他说：“那你下来我们一起走吧。”那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逃跑中生活，只要日本鬼子一来我们就跑，父亲把能带的东西都带着，只记得每次回家的时候，家里都空了，连锅碗瓢盆都被别人偷走了。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7、8个孩子，除了我还有最小的妹妹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死了，有的是拉肚子死的，有的是出麻疹死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刚生下来一会儿就死了。
我本来有一个弟弟，后来出麻疹，病的很厉害。当时农村没有医院，而且也没有去医院看病的意识，就请农村跳大神的神婆子来看看。我们又管神婆吃，又给她钱，她跟我母亲今天要三块钱，明天要五块钱，然后拿药让我弟弟吃，说第二天就能好，结果把病耽误了，我弟弟就死了。
我最小的妹妹叫宋娟，是1950年出生的，正好比我小12岁，跟我一样属虎。她生下来7天就有病了，挺严重的，嘴张不开，后来我母亲就用农村的一个验方，把蝉熬水给她喝，当时就想，她能好就好了，好不了就死了，我妹妹命大，喝了验方就好了。
家庭生活
——幼年的家变，让我过早体会了生活的冷暖
回想起我的小时候，家里总是不停的争吵，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母亲和我姐姐脾气都极其不好，总是吵架。比我母亲小一岁的大姐，很早就出嫁走了，二姐叫宋景荣，总是欺负我母亲，嫌弃她娘家穷，开口辱骂我母亲，说我母亲是穷种不懂事。父亲就不管事，也不做声，偶尔还帮着我二姐。
我们家里情况非常复杂，我最小的姐姐叫宋玉霞，自从她的生母病逝之后，就跟着她姥姥生活。因为她的亲妈（我父亲的第三个老婆）也当过其他姐姐的后妈，对她们不好，姐姐们就要报复。小姐姐一回家，二姐姐就欺负她，我的母亲看不惯就和二姐姐争吵，二姐姐就说：“多管闲事，她又不是你亲生的，你管不着。”我也向着我小姐姐，和她起冲突。因为我是男孩子，她不敢打我骂我，连一个“死”字都不敢说。总之，我记忆里的童年，家里矛盾非常多，家里人都欺负我母亲，我父亲也不向着我母亲，我心里很怨恨这一点，所以我非常尊敬我的母亲。
父亲的偏心
——哥哥，夺去了我本应被父亲无限疼爱的权利
那时候农村男尊女卑观念很严重。躲日本鬼子的时候，我们自带粮食，男孩随便吃，女孩只分一点点，大家都在想办法保护男孩，却连女孩的死活都不管，所以在家里我和哥哥的待遇比较好。但是，我父亲更疼爱大我五岁的哥哥宋超。比如说我俩读书上学，要买毛笔写字，他给哥哥买一个好的，给我就买一个差的。母亲自然不高兴，就跟我父亲抱怨：“同样是你的儿子，为什么待遇不一样？”父亲依旧不吭声，他是一个私塾的先生，不爱说话，也不骂人，虽然向着我姐姐，但也从没有打骂我母亲。他不高兴了就是生气，和我母亲冷战。
到了该去读书的年纪，我们村子里没有学校，当时家里重男轻女，我父亲就带着我和哥哥去外边念书。在我家里，女孩子是一个字都不让认识的，我最小的姐姐偶尔会在父亲给我们辅导功课的时候偷偷学习一点儿知识，后来可以写简单的信件。我家的地多，粮食吃不完，所以我们就卖粮食来做家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我和我哥平时都会有新衣服穿，但女孩子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做一身新衣服，有时候过年都不给做，我母亲也没有。每次吃饭，我和父亲，哥哥都吃家里最好的东西，而女孩子和我母亲只能吃一些咸菜和我们吃剩下的饭菜。还有吃西瓜，我跟哥哥随便吃，我母亲还有闺女们跟长工待遇一样，只给切两小块，她们其实很苦，我母亲嫁给地主没有享到一天的福。
上学的时候，我和我哥吃早饭，父亲给他一块钱却只给我五角钱，哥哥能买一碗粥外加一根油条，而我的钱只够买一碗粥。所以我就和父亲嚷嚷着让他也给我钱买油条吃，可是每次任凭我怎么哭闹，父亲都不做声，对我很不公平。其实我们家有粮食，也不缺钱，但父亲就是特别节省，特别会过日子。
可能因为哥哥是长子，又没有母亲，所以父亲从小就偏爱他。奶奶那个时候也是偏爱他的，我大爷两个儿子她都不喜欢,唯独疼爱我哥哥。我记得从我记事儿一直到她去世，她都没给过我一块糖吃。可是就算她对我哥哥再好，哥哥工作以后对奶奶也并不好。他比我大，经常欺负我，我也打不过他，就哭着跟他闹，我父亲也不做声，就当做没看见。
父亲很尽力的培养我跟哥哥读书，他还是老思想，希望我们金榜题名，考上状元，而我的母亲就经常教育我，让我长大以后要孝顺她、对她好，最好还不要听老婆的话。这可能也是后来她总对我的老婆那么苛刻的原因，她就跟“小姑贤”里演的一样，怕我有了媳妇忘了娘。
遭遇土改
——年幼的我，只能给父亲心灵上的支持
解放以后，我跟父亲还有哥哥就回老家了。1948年的时候，土地还是属于地主的。我父亲有文化，看报纸知道马上要实行土地公有制了，他有个堂姐，也就是我的三姑。她当时也是地主，把自己的六百多亩地都给卖了，就留了十多亩地，算是留了一个后手。还留了三间屋子，外面的房子都卖了。她有两个儿子，用这些钱，给她大儿媳妇在徐州开了一个文具店，给二儿媳妇开了一个杂货店。我父亲就说：“咱们的地也得卖，也上徐州去，不然以后都得给穷人分了，都不是自己的了。”但是我母亲不同意，她把我姥姥、舅舅都叫过来劝我父亲，说做买卖不如在家里种地，我三叔叫宋福田，说：你要是卖地，我就买你的地，不能让那些穷人有地种。我三叔很坏，而我哥哥却什么事都不管。那时候我也十多岁懂事了，特别支持父亲，只是我太小，说话没分量，最后我父亲只好放弃，当时我家有两百多亩地，到土改的时候，都被分了。后来，我父亲带我去过几次我三姑家，她把三间大瓦房给卖了，买了一个四合院，日子过的特别好。
当时我奶奶自己还留了三百亩地养老，土改的时候分粮食，我奶奶80多岁了不懂，她说：“干什么来了，大白天就来抢我的粮食。”我跟她说土改了，粮食得分给穷人吃，她还问：“为什么要给他们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