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求学
一九三零年到北京之后，我在外交部街小学继续上学。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小学的波折还没有结束。到了第二年，原本应该是继续读六年级了，结果，外交部街小学的老师组建了一个新的私营学校，名叫立达中学。刚开始生源不够，从我们学校抽走了一部分学生去补充，而我就在其中。
抽过去后，我成了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这种跨越直接导致我的成绩变得很差，根本跟不上了。后来我父亲来北京，一看这种情况，立即决定让我重新读初一，去考在北京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育英中学。
在育英中学开始了我难忘的中学生活。12岁的我，进入了这所教会男校，当时的教会学校都是一男一女两个学校，和“育英”对应的是贝满女中。这种设置一看就知道那时男女是不同校的。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学校比较先进的教育方式。除了正课以外，课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选课。所谓选课主要是教各种技能的，有救护、无线电、发电报，还有汽车驾驶、机械研究、造纸研究等等。另外每个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组织去参观。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种形式对开阔思想很有好处。
我记得那时候到玻璃厂看过吹玻璃，做瓶子、体温计，有的是压的，有的是吹的。好多东西原来根本想不到，比如到地毯厂观看织地毯，到邮票厂看邮票是怎么印刷、怎么制版。当时有个《实报》，新买了滚筒印刷机，在北京是第一台，于是学校组织我们到那里去参观。我觉得这个教学方式很好，无论是对激发兴趣还是将来就业，都有很大的启发。
还会在每年的新学年伊始，给我们详细讲解如何管理图书馆，如何查询目录和借阅，还有主持会议的注意事项等等的会议规则，总之我们的学习范围是很广泛的。
还有一个最特别的，也是最难忘的地方。我们学校有自己的无线电台，其中的节目都是学生做的，跟当时的北京电台比，大家其实更愿意听学校的电台，可见节目的效果啊。
危难中的托付
到北京的第二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谈到九一八那要从“中村事件说起”，一九三一年六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洮南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细”。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
中村震太郎，因其从事特务活动而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处死了。然而，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而是借题发挥，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以武力威胁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现在的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的居日很山一带，就是当年九一八事变导火索——“中村事件”的发生地。
当时国内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军的进攻进行的很顺利，很快把沈阳北大营打掉了，过了没多久，日军进犯到了洮南。一直以来，日本对兴安屯垦区处心积虑，要弄清计划的各个方面。垦区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着手发放一些物品和路费把员工迅速遣散，避免人员和机构受到无法想象伤害。但因洮索铁路局的会计携款潜逃，加上部分员工分散在铁路沿线一时集合不起来，导致钱物暂时发不下去。
对于我父亲，我岳父这样的主要工作人员，一旦被日本抓住，后果不堪设想，或者说是不言而喻了。我父亲动身早，带着我们一家人及时地逃掉了。我岳父作为铁路局的领导即便到最后也要负责任，想把事情处理完再走，他也知道情况危急，遂把家属托付给我父亲，说好如果将来能脱身他一定来找我们。
可恨的小日本没有让岳父一家得以团聚。处理完事情还没来得及走，日军就到了。这样，我岳父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虽然不可能知道当时的情景，想必经过百般的威胁、折磨，逼他交出那些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岳父坚决不从，宁死不屈。最后没有利用价值的他被日本人杀害了。
在那个随时都有亡国危险的年代，死掉一个人似乎没什么稀奇。时局一再变化，接着成立了伪满洲国。那时候只有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兴安屯垦区被日本杀害很多人，其中有洮索铁路局长张魁恩。只有这一句，具体情况没人知道，也可能在那次的事件中根本没人幸存下来。
直到现在我们都在一直追寻，想了解当时的情况。查了能查到的所有报纸，写信给洮南编写历史的办公室，但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为了朋友的嘱托
并不是因为这是我父亲，我就赞扬他，但是他一个人养活两家人，加起来有14口人，即便在这个和平时代，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又何况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可想而知，父亲为履行朋友的嘱托，为了担起家庭的责任，付出了多少努力和辛苦。
逃难到北京时，母亲还怀着身孕。生完我弟弟后，我们不得不暂时住了下来。抗日战争八年的时间，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形容的。成天的颠沛流离，几乎吃不上饭，但我父亲都视如自己的子女，于我们一样对待他们。
难得的不仅仅是在那个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的年代，把我们都安全健康的养活下来，更难得的是，父亲都培养了我们。我姐姐、哥哥，我和我大妹妹都是大学毕业；我二妹妹专科毕业；弟弟参军。我岳父的大儿子同样是大学毕业，大女儿专科毕业；二儿子参军，并于后来升任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小女儿也参了军。
坚持了那么多年，我父亲真的很不容易，连我老伴都常说，他老人家真的不易啊。
一场大病死里逃生
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传染病肆虐于北京城，夺去了很多人珍贵的生命。这一年，猩红热、白喉这些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的传染病，让饱尝战争艰辛的百姓无力支撑。我、二妹妹和最小的妹妹都感染了猩红热，因为没有管用的药，加上最小的妹妹体质不是那么强，最后她被病魔无情地夺去了生命。我和二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
五月份的时候，我被感染了。家人送我进一个德国人开的“裴慈医院”治疗，经过大夫的治疗后，我的病情有些好转了。裴慈大夫让负责伙食的他母亲买一只鸡回来为我补身体。哪知道他妈妈为了省钱买了一只鸽子回来，我吃了之后，病情急转直下，为此裴慈大夫和他妈还大吵了一次。
不夸张的说，我那时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病得厉害的时候，上肢到肘、下肢到膝都是冰凉的，而且逐渐向上发展，所以手脚各用一个热水袋加温。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吃东西就吐，连喝水都吐，有时吐出一些黑乎乎像是胆汁的东西。裴慈大夫一时也没有办法，本来他还规定有些东西不能吃，这时他说吃什么都行，只要我想吃就给我吃。好像满足我临终的遗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