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已经有些昏昏沉沉，不太清醒了，迷迷糊糊地说想吃西瓜。那会市面上刚开始有西瓜，于是买了两个回来，喂我吃了几口，想不到吃下去竟然没吐，裴慈大夫一听大喜，赶紧让我多吃。就这样每天吃西瓜，逐渐调理到能吃一点其他东西，脱离了危险。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才出院回家，西瓜奇迹般的救了我的命。
在父亲的熏陶下学习
如果我在航天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能够算得上是不错的话，这都要归功于我的父亲，是他最早也最直观地启发了我的兴趣。在我生病期间，我们全家搬离了爷爷的住处，住到父亲在东城库司胡同租的一个小四合院。新的住处没有电灯，因为家里的线路没有装好，电灯公司不给接电。而且自己安装比外包要便宜得多，父亲决定自己安装。买回有关器材后，父亲让病好的我跟着一起帮忙安装，经过这一次学习和实践，使我基本上掌握了电灯线路的安装技术，真是获益匪浅。那时我还没有正规的学过物理有关的知识。
在北京过了第一个冬天后，父亲发现北京都是用人力造的煤球，需要人一直摇，既脏又累。因为父亲在日本学的是船舶机关科，都是关于船上的机械。看到这样的情况，似乎有一种专业意识，他想搞一个可以大量生产制造煤球的机器。到了冬天家家烧煤球，销路自然不成问题，至少可以维持生计。
那是到了北京的第二年，我刚刚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先画总图，再找一些清华大学的人画零件图，但是要价太高，要一千块钱。那时候一千块钱不得了，当时的情况一桌酒席十几个菜都是肉，还是大师傅到家里来做，才需要花三块钱。请个保姆管吃管住，也三块钱。一千块钱真是太高了，对我们来讲好像天文数字一样。
没办法我们只能自己画，自己画图有很多细节需要推敲，速度自然很慢。父亲画图时，我好奇的站在旁边看，看我也有兴趣于是父亲让我学着画。我开始很有兴趣，学会后也有点嫌麻烦了。因为这样一来寒假暑假都不能休息，整天都在画图，后来基本没有时间玩，感到有点吃亏了，我那会还是小孩子的心理贪玩。但是又不能不画，这样我可以为父亲减轻点负担。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后是把图画出来了，总共画了两百多张。画好之后接下来需要制造，可制造价格也非常贵。我父亲想了个办法，自己开个小工厂来做，因为他学机械这些都比较清楚。
为此把我们住的房子最后那一排用来当工厂。准备好后去社会局注册登记，接好电，挂牌后可以开工了。开工之后，因为感到新奇，经常跑去看，不会弄的我也弄。这个工厂虽然小，但基本机床都有，我记得有车床、刨床、铣床，还有一个钻床。那时候请了一个车工师傅，两个学徒，有时间我也跟着学。有时候开开铣床，有时候开开刨床，慢慢摸索。我哥哥木工还可以，就让他做翻砂用的木模，我还在工厂做一些杂事。
开了没多久，工厂夭折了。因为打铁的声音比较大，虽然我们已经是白天打晚上不打，尽量不打扰周围邻居的生活，巧合的是隔壁住的是电话局长的老太爷，电话局长说这样干扰到老太爷的睡眠休息，最后工厂还是被查封了。被查封后，工厂就彻底的倒闭了。父亲本来是想将来能开个煤球厂，让家里的生活情况可以有所改变，可是现在这个愿望落空了，还把积蓄都花了精光。
没办法，最后只好投奔到南京去。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这里面还有一些父亲认识的人，他们为我父亲在南京铁道部谋了一个技师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工程师。父亲去了安顿好后，把家也搬了过去。
卢沟桥事变的记忆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二十九军驻守京津地区，宋哲元负责统管。当时我上高中二年级，正准备参加军训。宋哲元是一个积极抗日的将领，他支持冯玉祥出任抗日同盟总司令，对于进犯的日军也下令要坚决抵抗。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丢失士兵寻衅，二十九军军部下令死守阵地。在国民党主张不抵抗的大环境中，宋哲元在华北艰难维持，在日寇猖獗、东北沦陷、南京默然、二十九军兵力不足的严峻形式下坚持民族大义，终于打响抗战第一枪，功不可没。正是坚持积极抗战的他，决定在北京继续办军训。我们那批是参加补训的，因为中断了一年。
断了的军训要从一九三五年说起。那时政府规定凡是高中一年级，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要参加军训。当时是中央军姓关的师长把学生都集中起来办军训。看到我们自己武装自己，日本害怕了，派人出来交涉说：中日双方友好，搞军训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搞军训。原定于军训持续三个月，迫于当时的压力和形势，刚训练了一个月就解散了，并且解散以后第二年没有再办。
我们军训的日常训练由宋哲元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任总队长全权负责。派了一个叫何基沣旅长负责具体事务，他后来成为淮海战役起义将领。这次规定从六月初到七月中一个半月的时间，缩短时间的目的是想让大家都尽量坚持下来。
我们是在西苑军营里参加军训，本来规定是十五号结束，结果七月七日就打了起来。事变一发生给我们训练的这些班长、排长、连长，原来都是守卢沟桥军队的兵，一打起来大部分人都赶紧撤去打仗了。
他们走后，我们这些学生都没法训练了。留下的几个人为了防轰炸每天带我们去园明圆。那时候园明圆都是废墟，我们白天呆在那，到中午他们把送饭过来，吃完了饭到晚上才回去。就这样坚持到十五号。
那时候北京局势已经很紧张了，像王府井，沙袋工事都垒了起来，对日本还存有幻想的宋哲元主张“能平即能和”，两方谈判后局势暂时又缓和了一些。正好趁这时候我们出队了，出队后我回到了爷爷家里，准备到南京去。
当时听说天津已经发现日本人了，原本我之前就没有一个人出去过，还是那么远的路程，再加上军训以后一摘帽子，脸上黑白分明的，一看就知道是军人，要是被日本人发现，那是很危险的，安全起见我决定绕道从北京到大同，再从大同到太原，最后从太原到风陵渡，过黄河从陇海铁路到徐州，绕了一个大圈，最后终于转到南京。
我走了没多久就听说，卢沟桥完全失陷了，所谓和谈只不过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
颠沛流离的生活
到了南京之后不久，日本开始攻打上海。因为南京离上海没多远，国民政府为了自保决定撤退。作为政府部门之一的铁道部也只能跟随撤退，安排人员租船准备撤到江西南昌。本来规定除了家属不准带别人，但是不去怎么办呢？我们两家人想方设法都混上了船，到了九江。船上空间有限，而且第二天还有一个船，家里留下我哥哥和我老伴的哥哥，两个比较大的孩子把当时不能带的很多东西带上。
把我们暂时放到九江后，父亲一个人去了南昌。撤退到那以后他们重新调整，把我父亲调到粤汉铁路去了，即广州到汉口的铁路。铁路局在武昌，所以他先到武昌安排去了。他在汉口租了一个房子，稳定下来之后，这才把我们全家接到了汉口。这次父亲也把我和我老伴的哥哥留下，剩下的都先到汉口。第二天找了一个船，由父亲的一些朋友再把我们送上船。那时候江上非常冷，我们盖了三四层被子，冷风依旧吹得透冷得厉害，冻了一宿第二天才到了汉口。
在汉口待了大概有半年多，那里的局势也开始紧张。无奈九月份铁路局又撤退到了湖南衡阳，在衡阳郊区找了个地方给他们的职工盖了临时住的房子。我们跟着到了那里租一个小地主家的平房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