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岳母的忽然去世
印象中，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一家还在蔡公庄住，当时我岳父来我家住，我跟老伴儿住在一个屋子，我二儿子跟我岳父住在另一个屋子。
一天晚上，我儿子睡觉比较沉，不知道他姥爷发生什么事情了，等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岳父在地上躺着，就赶紧通知了我和老伴儿。等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的身体都已经凉了，应该是已经死了很长时间。后来我们分析，可能是他夜里起夜，下地走路的时候心脏病突发，人就一下子栽在那儿了。由于他走的时候没有人发现，所以都没留下一句话，那时候我岳父已经七十多了。我们就赶紧给怀柔打电话，当时家里已经安装了电话，所以比较方便。我的妻弟和妻弟的孩子开车来把我岳父的尸首接了回去。
我老伴儿那段时间一直都很低沉，特别伤心。后来我跟女儿又回去过一次，在我老伴儿他们村儿里，买了一块地，然后把我岳父安葬了。我清楚地记得，下葬的那天，我老伴儿、老伴儿的弟弟都哭得特别伤心。当时我岳母还健在，也就大概两三年的样子，我岳母也去世了，她是老死的，死的时候大概有八十岁了。
我岳母去世的时候，我和老伴儿也都没在她身边。我们是接到通知之后才跟孩子一起回去的，所以我们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是我老伴儿的两个弟弟给准备的，他们平摊的棺材钱。
动物风波
我们在公主坟生活的那段时间，其实也是很快乐的。虽然是平房，但是我们家收拾得特别干净，没有蚂蚁，只是偶尔会有蟑螂。为了除蟑螂，有时候我老伴就放一些蟑螂药在地上，这样过一段时间，蟑螂就没有了。
我记得在老房子那儿住的时候，还赶上了“除四害”②运动，我们都参与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轰麻雀，我们全都跑出去轰麻雀，为的就是不让麻雀落下来，所以后来很多麻雀都是累死的，飞不动了就掉下来了。
全民“除四害”
那会儿一说轰麻雀，我们就都站在房顶上或者墙头上，拿着个杆子绑个布，弄得跟旗子似的，在天空中不停地挥舞。也有的人站在房檐下，去把麻雀的蛋给掏出来，目的就是不让那些蛋孵化。那些掏出来的蛋，能吃的就直接吃了，剩下的都给猫吃了。
不过其实麻雀这东西有时候也是益鸟，因为它还吃虫子呢，只是当时人们不这么想。后来就因为意识到这样做不对了，就不再除麻雀了，但是已经轰死了好几十万只麻雀了，所以现在北京的麻雀比以前少多了。
说到猫，我们家就养过两只，都是黑白花的，我比较喜欢猫。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有一次我正捡筐呢，就有小猫一直跟着我。它是小时候就被人丢了的，我看它可怜就拿剩饭喂它，它就把我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那只猫从来没挠过我，我修筐的时候，它就在我旁边睡觉，特别老实。
养了一段时间以后，这只小猫长大了，还给我下了一窝小猫，我就把小猫都送了人。后来有一个农村人，也是我们这儿的街坊，把猫偷偷抱走了。他特别喜欢猫，一直都想养，从我这儿把猫抱走之后，他就直接回房山老家去了。我也就没再去多问，因为毕竟那本来就是一只野猫，自己找到我们家的，没了也就没了吧。至于另一只猫，我记不住是怎么来的了，也记不住是怎么没有的了，好像是自己跑了。
三年苦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给我们那个时代人的不光是身体上的饥饿，更是心灵上的伤害。
三年困难时期那会儿我瘦了20斤。原本我是140斤，后来大概只有120斤了。那会儿不光是我，我周围的同事也都瘦了。等到生活好了，我体重才又长了上来，甚至达到160斤的，长了40斤。
最困难的时候，我的孩子都还小，最大的孩子也就十一二岁，最小的刚出生没多久。在那种情况下，最吃苦的就是我老伴儿。她得紧着孩子吃，孩子没吃饱的话，就得把自己的那份粮食给他们吃。当时每个人每个月吃的粮食都限量，一个月的粮食买回来了，不能一下子都吃光，要安排、规划着吃，要是没有节制地稀里哗啦半个月就吃完了，就得再自己买粮食。虽然也能买得到，但是就得花高价钱买了。我们家每天吃饭都是用秤称的，十天吃一堆粮食，这一小堆得供一家子人吃十天，就算不够也不能再去拿下一堆的粮食，只能饿着。
一般都是我老伴饿着了，粮食不够她就紧着孩子吃，把米啊、面啊之类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吃，自己吃一些野菜。那会儿大儿子和大女儿也都懂事儿了，知道节省，但是稍微小一点儿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吃。后来因为营养不良，喝水喝得太多了，全家人身体都开始浮肿了。我老伴儿是第一个出现浮肿现象的，在身上按一下，就出现一个坑儿。她就算浮肿了也还坚持干活，她和孩子受的那些苦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别的办法。
实在吃不饱了，我老伴儿就带着孩子一起去野地里头挖野菜。主要是挖苋菜，苋菜是最好吃的。挖到以后，回来拿开水一烫拌着吃，或者切碎了之后熬粥，都相当不错的。还有灰灰菜、“死不了”，这些也都用水焯了之后，拌着吃或者熬粥喝。我们那会儿还吃过菜团子，一咬，里面的馅儿就稀里哗啦往下掉。那时候肉一个月一户只有二两肉，虽然也能买到，但就是高价肉了，我们家孩子多比较困难也买不起。后来我就经常去钓鱼，就在我们后面玉渊潭的湖边钓，钓到的鱼都很小，拿回去熬汤。因为我平时在外面工作，所以只有周六、周日才能去钓鱼。每次我都自己去，也没有同事和街坊的陪伴，现在看来钓鱼应该算是我的兴趣爱好了。
我一般不让孩子们下水，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每次我把钓来的鱼拎回家，他们都特别高兴，因为总算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了，但也就是喝点儿鱼汤。
那段时间，每家每户改善伙食的办法都不一样，反正当时就是集中一切智慧，想办法让自己家吃的更好一些。
1969年的时候，我大儿子去了黑龙江军垦③，当时就是上山下乡，从北京一共去了9万多人。虽然那时候生活特别困难，但是因为我这几个孩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就算是再饿，都没偷偷吃家里的东西。那会儿过年也都特别困难，顶多是单位发点儿肉，发点儿供应的东西。那时候过年，家里能有四两花生就算不错的了，孩子们都特别高兴，根本不像现在电视里面演的那样，那么不知足。不过不管怎么说，总算是熬过来了。
生活逐渐好转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生活就不那么困难了，并且一点儿一点儿的变好了。那时候粮食够吃了，我的粮票从每个月的28斤涨到了32斤，而我老伴儿的粮票是每个月26斤。虽然她粮票比我少，但是她吃得比我多，因为她干活干得多。那时候就连我的孩子都有每个月二十多斤的粮票了，虽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那也不够吃，要是撒开了吃，每月还是差三分之一的粮食，只能靠吃菜了，因为那会儿吃菜是不需要粮票的。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粮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买菜是不需要粮票的，是直接用工资的，但是那时候的工资也不够买菜的，所以就只能买咸菜。也就是那段时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毛病，不论是谁往那儿一坐就是聊吃的。因为吃饭的时候不敢吃那么饱，所以就用聊天来打发时间，每天就聊一些吃什么、粮票够不够用之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