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那次伤寒是我生病最严重的一次了，除去那次，我小的时候还生过两次病，但是都没有那次伤寒严重。不过伤寒据说是一次性的，得过一次就终身免疫，再也不会得了。
我小的时候好像还出过一次天花③，不过那个时候还小，没什么印象了，而且小孩子都爱出天花。
那时候父亲就是想要把我拴住，留下一条命，让我“服”从“栓”住，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了。我想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我才能从那次严重的伤寒中“活”过来吧，所以这个名字就更不能改了，一直用了下来。
幼小的心灵，奔波在外
在别人看来，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但是我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小的时候，也许都是无味单调的吧，毕竟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一个灰色的年代。
日本是1937年打进北京来的，当时我才7岁，对于打仗没什么印象了。我的印象里，北京当时就是围城、谈判什么的，没有打仗。
“七七事变”日本兵从卢沟桥进入北京
我记得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都打了预防针。每个打过预防针的人都有一个注射证。当时有一种病叫“虎力拉④”，其实就是现在说的霍乱。这种病传染性极强，我们打的预防针就是防治传染病的。那个时候吃的东西、穿的衣服，都不是很卫生，感染这种病的几率是很高的，没有打预防针的人，很多都感染了。
那个时候日本人镇压北京，没有人敢反对，但凡敢反对的全都给杀掉了，不过我是没见着。我给日本人送报纸，也不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也不是特别差。在我刚刚开始去外面干活的时候，我弟弟还没出生呢，我去送报纸的时候，我弟弟也才几岁。
我们家那会儿应该是叫“经营地主”。因为我的父亲有臁疮腿，再加上我还小，种不了地，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劳动力。不过后来我长大一些也没种过地，可以说我从小到大，就没干过农活。我父亲的腿好的时候，还能下地干点儿农活，要是犯了病，就根本干不了，所以我们家就弄了十多亩地跟人家合伙种。也就说人家种地，然后把收来的粮食分我们一半，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因为是我们家出地，他们家出人，所以打下的粮食两边分。
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个，父亲成为了经营地主，因为有地自己不种，反而拿这个跟人家合伙种。没有劳动，吃别人家饭，这在过去，从解放政策上来说，就叫做剥削。
虽然这样说，但仔细想来，其实我们家的做法也是合理的，因为尽管我们没出力，但是我们出地了。实际上，虽然我父亲是地主，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享什么福，而且我们家过得也并不富裕。我小的时候什么都干过，日本1945年投降，那个时候我十五岁，而1937年的时候我才七岁，就已经到日本人的仓库里面当小工去了。就是西便门那边有两个大仓库，我们在里面给人家搬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可以玩儿的，大家都是十二三岁就去外面做工，最晚的十五岁也就出去做工了。那时候就是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搬搬这东西，弄弄那东西的。我当时在仓库干了一段时间，就是帮忙整理仓库。印象中我的工作干的时间都不长，现在都有些记不起来了。我还养过鸡，在农科院养了大概半年吧。那会儿北大农科院有鸡舍，我就在那儿喂鸡，还打扫鸡笼子。
旧社会随处可见的童工
后来我还修了两三年的自行车，是跟我舅舅学的，这个舅舅是我后母那边的亲戚。那时候，他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我就跟着他干。后来他不干了，就把摊子留下来给我干。那时候补带的人非常少，基本上都是打气，真正修车的没几个。再说那会儿补带也便宜，补一次带才五角钱，所以根本挣不了多少钱。好在那会儿摆摊是不收钱的，而且也没有修完车不给钱的人。再后来，我就去送报纸了。
当时是通过别人介绍，我去给日本人送报纸。那会儿日本有三种报纸，《东亚晨报》是北京发的，还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也是通过别人的介绍，我知道西郊那儿有新盖的居住区，有一部分日本人会住在那儿，于是我就往那儿送报纸，送了大概有一两年。那时候我才十二三岁，送一个月的报纸，他们会发给我半袋面。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普通老百姓是吃不上白面的，因为日本人都控制住了，根本吃不到，而我给日本人打工一个月能发半袋面。这半袋面不管怎么着也是细粮，比正常的粮食好吃，我就一直给他们送报纸。
虽然当时日本那样对待中国人，但是对我还可以，毕竟我是为他们服务，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那个时候管送报纸的人就叫一个词——“送报的先生”。
我当时是替一个姓曲的山东人送报纸的，取报纸的地方我不用去，是他取回来捎给我，然后我替他送去。当时规定凡是替人送的都领两份粮食，我就是领两份，给姓曲的一份，自己留一份。
《东亚晨报》
《朝日新闻》
我的童年
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画中勾勒的是我们共同的点滴；童年是一支婉转的歌曲，歌中唱出了我们的欢愉。尽管童年随着时间渐渐远去，但我相信，对走过了四季的童年，只要记忆还在，快乐和幸福就不会离去。
虽然我的童年跟现在的孩子无法相比，但是已经足以让我怀念，那时候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快乐着我们自己的快乐。
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右手腕就是在爬树的时候弄伤的，至今还留下一个大包，能摸得出来。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觉得爬树好玩儿，所以没事儿就爬树，结果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手一着地，就给挫了。后来没办法，我父亲就从附近找了一个剃头的师傅，他会揉，就让他一直给我揉。那时候要是受了伤或者生病，都是让那些附近会看病的人给看。
不光如此，我的手指头也伤过。我记得当时我已经十二三岁了，我在给日本人送报纸。每次我送报纸都是骑车去的，有一次我正在给自行车打气，一个挺大的气筒，那个气筒子的盖儿打着打着就自己掉出来了，上面跟刀子似的特别快。我当时没注意，往下一按，结果手指头就划伤了，流了很多血，留下了伤疤。我会骑自行车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还住在公主坟的时候，就已经会骑自行车了。那个时候大家的代步工具除了自行车就没有别的了，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出门，但大多数都是破车，新车很少，基本上都是买旧车，那也得十多块钱呢。所以即便是旧车，也很少有人能买得起。
解放前的凤头自行车
印象中，我小的时候就算再怎么淘气，也没挨过打。我父亲没打过我，我的后母也没打过我，因为她根本都管不了。因此，小时候除了因为淘气把手腕和手指弄伤了，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我小时候不像现在，现在的小孩子一到过年都穿新衣服，到了别的节日，像端午节、元宵节之类的也要吃相应的食物，比如说粽子、元宵。但是我小时候过得都是穷日子，顿顿吃粗粮，别的什么都没有，要是能吃上一顿馒头、饺子的话，那都是过年过节的事儿了，就更不用提新衣服了，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平时是不让吃的，而且根本也吃不上。
小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经常到周围的河边找刺胞⑸去。刺胞就是一种跟人家种的小西红柿一模一样的动物，特软乎，怎么捏都不碎，挺好玩儿的，而且据说它还能杀臭虫。但是对于红灯笼，另一种在河边野生的东西，我就没怎么玩儿过了，对于那个，我仅限于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