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位老同志的孩子，谈恋爱，有人说对方不怎么好。但要说不好，也能考上人民大学，成绩还是可以的。可能在生活方面或是思想方面有些欠缺。但这位老同志管不了，就来找我，让我帮忙做做工作。人民大学门口那边的宿舍楼，我不知道爬了多少次去找其谈话，为这事我操了不少心。
有个男同学偷了别人的自行车，被逮进警察局拘留过。那时候学生的思想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如果自己的自行车被别人偷了，他就偷别人的去报复。这个男同学就是出于报复心理去偷的，他既无前科也无后犯。后来由于犯过这一错误，考研究生的时候，政治审查不合格，考不上我们也替他惋惜。听说后来去了加拿大，混得不错。
学习上也要时刻关心学生的情况。如果有学生旷课了，要问问是因为什么原因。交朋友的时候，得引导学生往正道上走，希望他们不要影响学习，虽说朋友交的好有助于学习，但也有可能占用太多的学习时间，毕竟人的精力有限。
学生在生活上有困难，也得想办法帮助解决，向学校和系里面申请一些补助。学生政治上的愿望也得帮忙。虽然我当时是一个非党员的班主任，有的学生写入党申请书，要我帮忙过目。正是因为这样，我和学生之间结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我记得，贵州六盘水有一个女同学，有一年他们开十五年的同学返校会，在北太平庄一部队的招待所。这个女同学在校时候交了一个清华大学的男朋友，是个学工科的硕士生。那时候硕士生还是很少的，她爹妈不在这儿，她给我说：“李老师，请帮我观察一下这个男孩子行不行？”，既然她提出来了，我说：“只要男孩子愿意来，我可以和他聊聊天，帮忙了解一下；如果这男孩子不肯来，也不能强迫人家。”后来男孩子挺乖的，听话来了。我观察之后，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男孩子先前得过肝炎，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就给这个女学生表了态：我说病谁都可能有，只要治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后来聚会的时候我了解了一下，因为工作没有分配在一个地方，离的太远，他们两个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不是心里头有数就行得通的，如果和整个大的形势看法不一样，就会被否定。比方说现在某大公司的财会经理，曾是我的学生，他那时入不了党，原因就是因为他收废旧书卖钱。可他做这个事情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家里困难实在没有办法。但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当时组织上就认为学生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作为班主任，又不好跟组织上硬顶，但我也不能禁止学生做这些事，有的时候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我心里有数就行了。
那时候我还教了一个学生叫王自强。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就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他父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两个弟弟，两个弟弟上高中的生活来源和学费基本上靠他。所以他只有去做家庭教师，批发一些东西卖，当然他的精力就不能完全放在学习上了，但我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后来分配到上海某单位工作，工作能力很强，晋升较快。
时代不一样，当时的主流看法就不一样。做有些事情要是不符合当时主流的情况的，要受到另眼相看。在这种情况下，做班主任的就不能太机械了，要打打圆场，提醒学生，不能弄得太僵了，反正我觉得我是操了不少心，比自己的孩子都操心得多。时代不同，对人和事的看法要求不同，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当研究生导师的时候，不像现在“大锅饭”，学生都在一起上课。我们那时候讲专业课是一对一地给学生讲，现在一个导师指导好几十个学生，我在想怎么指导得好。我原来住在人民大学的时候，有好几个研究生都到我家里来听课。早上八点到，休息一会儿，中午上完课就走。我们是一边上课，休息时一边聊天，所以大家相互了解的比较多，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
我有一个学生是个女孩子，是吉林长春人。她是人民大学财政系本科毕业的。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分配到某某银行，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据说最后留在哈佛大学任教了。从人民大学毕业时结婚了，丈夫是我们会计系的。后来由于女孩子在美国，男孩子在香港，年青人长期分居，情感上逐渐变淡，最终分离了。二〇〇九年男孩子班上的同学开联谊会，请我去了。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把他叫过来，我说：“小涌，你现在几个孩子？”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孩子。我很为这两位年青人分手而舍不得。
还有一个姓鲁的，是某部门的一位处长。他是我介绍过去的，说来是一件很巧的事情。当时一位老师住在我家对门，他问我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个人到某部门去工作，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在该处，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头。我就问鲁：“你愿意去吗？”他也考虑了好久最后才答应去。其实他也想离开原来的单位，晚走不如早走，他去了以后慢慢地提了高管，当上了处长，干了将近六年。后来他跟我说想换个地方工作。我也认为该部门搞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它，但是财富也不是从这儿创造出来的。后来也是中央培养，把他调到三峡去见习了一年，现在在某单位做首席会计师，算是局级的干部。
还有一个小佯，也在该部门工作，与鲁在一处工作，现在是处长。当时鲁走的时候，小佯还不是一个处级干部。鲁挺会办事的，我们系里有两个人在该部门，还有一个叫小刘。鲁离开该部门的时候，努力促成把两位小伙提拔为副处了。二〇〇九年把该部门的小佯调到上海市挂职锻炼，担任上海市分部门的书记。二〇一〇年八月与他见面时，他已获得竞聘通过，可能年底回京，要任副局级之职了。
还有一个学生不是我直接带的，但处得很熟。现在是一个房地产的总经理，身价几亿，逢年过节都会打电话来。二〇〇七年，我脚被车压了，他还专门来看我，他儿子从美国学习回来也带给我看，就跟自己家里人一样。他妻子几次为我在校医院取药，送到我家来。
有一个年轻教师，他的婚姻不太顺利，女方做的也挺过分的，两人心里不痛快就在集体宿舍里大吵。后来我提醒他要以不变应万变，女方这样吵闹，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要将心比心地对待这件事情，两人这样吵闹，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
我都是主动去关心我的学生。小鲁的父母到北京来，他很忙，我就陪他父亲到颐和园玩。他父母在北京的时候住在金融街，那里都是高级住宅，买东西很不方便，也不是买不到，得到高级市场去买，就是比外面的菜价贵好多。农村来的老先生和老太太又舍不得花钱，过年时，我把鱼、鸡，还有蔬菜都买好了给他们送去，他们当然对我很尊重。并不是说我在物质上给他们提供了帮助，他们就对我另眼相待。有些学生比较忙，过年过节会派人给我送礼物，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学生都没有忘记我。
我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个社评，写得很好，着重引用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讲话，他对学生说：“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将来住胶囊的宿舍；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将来可能当蚁族；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们没有自由批评上级的权利；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校长讲的都是现实，学生鼓了三十几次掌，就是说呼吁要给大学民主，取消行政化。我认为不是说校长不能有级别，是副部级的还是局级的，总得有分别。学校也需要一个级别，现在的教授不是也分几级几等吗？关键在于不能搞行政化、官僚化。
应该提到的是几十年来在教学和写作过程中，学生的观点和看法和我的论述，有时会不完全一致，我认为多听听学生的意见有好处，有些问题自己也知道拿的不是很准。毛主席讲：一堂课讲下来有一半能打动学生就行了，就是成功了。我认为这么高的要求很难做到，一堂课讲下来有一两分钟的内容不管是对的或是错的，能打动提醒学生就不错了。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倾听学生的意见是大有俾益的，吸取学生好的意见，做到教学相彰，提高教学水平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