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师大一附中创办于一九二五年。上海解放后，院校调整时把光华大学附中和大夏大学附中合并到华师大一附中。被首批列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素有“高级人才的摇篮”之美誉。
初中毕业，我考了中正中学与光华大学附中，这两所学校是紧邻的，两校的后院打个门就相通了，这两所学校我都考上了。中正中学顾名思义就是蒋中正系统办的，家里觉得这个学校的政治彩色太浓了，不想让我去读。后来我就选择了念光华大学附属中学。
当时选择这所学校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上海比较有名，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后来并入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万一高中毕业考的不好，还有可能上光华大学，因为光华附中毕业生可以直升光华大学，这样心里可以踏实些。
当时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叫廖世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教育家，当然光华大学跟他也有关系，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附中。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要收学费但有奖学金，我每年都拿奖学金，这样可以减免一些学费。
他儿子也在附中教书，叫廖康民。廖校长请的老师应该说都是顶尖级的老师，因为他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当时应该说一所学校能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很少见。顾晋丞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顾老师是金山县人。金山县现为上海市的一个区。他既做班主任又要教课，任务繁重。顾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同学之间要友爱互助、和睦相处，要有互相提携的情意。
我们用的课本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前说曾国藩是卖国贼，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现在看来也有些好的东西。前不久报纸上还写了一篇文章称颂曾国藩的功绩，我不太明白当时为什么不能接受这类书籍。
还有一位张老师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来学校教我们语文。因为班次高一些的，顾老师一个人也顾不过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有文科、理科、商科，我念的是文科。当时选择读文科也是因为爱好，我倒也不是讨厌理科，其实选择文科还有一个原因，我的数学要相对差一些。学商科的也不全是资本家的子女，我有一个同学姓李，他就学商科，他家并不是资本家。
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和另一位张老师朗诵课文的时候，摇头摆脑的，像唱《圣经》一样。根据文字所表达的意思再加上自己的情感朗诵，特别有味道，现在像这样的老师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上海交大来兼任语文课的张老师因为生活困难，出来兼课多挣一些收入。
数学课是由上海市市北中学的一位兼职老师任教，叫华祗文，是江苏无锡人，操着一口无锡话。他在上海市的中学数学老师当中是数一数二的。有时候说的话很有趣，有点像相声演员似的，把学生都逗乐了，但他自己却不动声色。他从来不带圆规、三角尺，都是徒手画，因为他经验丰富。华老师住在市北中学，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他家附近有一个刑场，枪毙坏蛋，也枪毙爱国者。他跟我们说：“你们想看枪毙就到我家看去，打开我家窗户就能看得见。”实际上所谓的刑场也不是什么正规的地方，当中有一条泥路，因为经常在那里枪毙人，所以自然而然就被称作刑场了。华老师非常严格，很敬业，也很认真负责，经常用进步思想启发教育我们。
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叫张尺乡的苏北人，有一点地方口音，他的语法讲得非常好。还有一位英语老师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叫吴琴荪，大学的英语教授来给高中的同学教课，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吴老师都是西装革履，当时也是很绅士的那种，很注重仪表。
生物老师叫毛仲盘，他是学校的教务主任，那时候在中学里教生物是很有名的；物理老师姓盛，在中学教课也是比较有名的；地理老师叫陈尔寿是地下党人，一九五七年的时候，被错划成右派，他的元配妻子离开他了。前几年我们在北京朝阳门的饭店吃饭，我们几个同学把他请来了，他也把后续的夫人带来了，当时作为地下党员的他在政治上也是战战兢兢的，在业务上非常敬业。他和后续的夫人是一个单位的，有一个女儿，这样的一个结局还算不错了。我们后来见面的时候，陈老师已90余高龄了。他有一幅画，是以地为家，因为他是教地理课，教授地理专业的。
那时候我们也有公民课，就是思想政治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个国民党人。因为那时候讲新三民主义，都是蒋介石的那一套。还有一位光华大学讲世界经济史的教授，叫唐志赞，也是江苏人。他给我们讲泰晤士河、威尼斯商人和西方比较先进的文化。
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给我总的印象不像那些学店，为了赚钱而办教育。廖世承热心于教育事业，舍得花钱。那时候学校有生物试验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当时中学有实验室是很少的。
我觉得这些老师的专业基本功非常好，一辈子就搞教学，兢兢业业、为人师表。我还记得顾老师在班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都来自全国各地，相聚在一起是缘分，希望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关心，将来大家也要相互提携。”
联想到顾老师的话，我想起了会计界。会计界有一个说法，叫“南潘，北赵”，南潘：指的是潘序伦，潘序伦本身的外语也很好，专业很强。潘序伦在南方很出名，因为他有自己的出版社，是大老板也懂专业，所以大家一提南潘就知道是说潘序伦。
北赵：指的就是赵锡禹。他曾经当过我们会计系的主任和人民大学校工会主席。赵老师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但是为什么说他是北赵呢？因为赵老师的弟子很多，大家都相互关心，就像树叶子的脉络似的，脉络相连。如果同学之间谁有困难，必然会相互拉一把。赵老师也提倡友爱，相互支持，不能自己好了就不顾别人。在北方会计界只要是赵老师的弟子后人，相互之间都会亲善友爱，有困难必然相助。
中正中学的政治势力斗争得非常激烈，有三青团①国民党一派，也有地下党。地下党是进步的势力，但不公开。那时候电线杆上贴着“杀猪拔毛”的条子，说明在国民党的眼里，朱德的地位比毛泽东高。
当时进步的同学也有很多，有戴之礼同学、郭桢和（同济大学史学专家郭绍虞教授的女儿）、戈玉华（已故）。这些人解放前都走了，到老区去了，他们都是思想进步的。当时有一个进步学生的外围组织，叫星火图书馆，组织大家学习进步书刊，我们也都参加过图书馆组织的学习活动。二零零七年我去上海外贸学院参加中国财务学会年会时，我们中学的同学聚了聚，见到了郭桢和。解放以后她在上海市共青团团委工作，后来又把她调到大东北，在一个很小的社区工作，再后来又把她调回上海了，在社区街道工作，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离休了。这些同学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郭绍虞是同济大学的教授，我们期中、期末考试需要地方复习时，他的女儿就把我们带到郭教授家的书房去复习，他家的书房条件很好。在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是商人的子弟，有一些同学是教师的子弟，或是普通职员的子弟。
陈雅芳、沈墀、沈怀侠、陆永祥、崔鼎九、董乃钧、陆时兴、屠乐勤、凌云宝等，我们这些男孩女孩，天真无邪，都在一起玩。出游时，每人带一个菜，地下铺一个毯子，大家一起吃，还摇冰激凌吃。那时候有美国冰激凌粉，很便宜，我们一起坐独轮车到高桥去，还到佘山、艮城门去玩，总之学生时代的生活很愉快。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离上海解放前可能有半年吧。因为陆永祥同学的伯父在之江大学当教授，他在杭州西湖边上有一幢别墅，在山里面。我们几个同学就跟着陆永祥一起到杭州他伯父那儿去玩，住在他伯父家，早晚也都在他伯父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