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好多人都跑台湾去了。能到台湾去的，都是有钱有势、有政治裙带关系的，以及害怕、敌视共产党的人。一般的老百姓都在等待解放，欢迎人民政府和解放大军。
艰难生活
小时候因为父亲一直是低级丙等职员，我母亲也不工作，完全靠父亲的微薄薪水过活（幸运的时候就是年末银行可能给员工发双薪），所以，我们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
我还记得有一段生活比较紧张的时候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的大哥还在农村教书，我二哥初中毕业刚开始出来工作做打字员。记得那时候我和母亲就去买白条年糕，一斤年糕有六条，我跟母亲靠这六条年糕过一天，日子过得很苦。后来大哥、二哥工作稳定了，生活也开始好些了。小的时候，就盼过年，过年家里总会给买一双新鞋，什么鞋呢，不是现在流行的球鞋，是布面的扣眼鞋，另外还能买身布衣和裤子，这就高兴极了。
我小时候就知道当铺这个词，但现在的当铺主要是一种融资，不是说没有钱，可能因为手上资金周转不开，拿房子之类抵押一下。那时候到当铺的主要是穷困的人家周转不开，拿家里比较好一点的衣物去当点钱缓解一下。“死当”就是到期了你赎不了，衣物就只能给当铺了，当铺就把这些东西拿去减价处理。当铺的当票字写的很特别，跟鬼画符似的，有专门的写法，别人都不认得。我有过去当铺的经历，帮家里去当东西，经常是以新当赎旧当。我经历过苦日子，知道艰苦生活的真实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像我这种被冤错案株连的人是不能说的，如说，有人会说你是忆倒苦。
相亲相爱
在家里，我们兄弟姐妹相处得很融洽。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家里的生活费来源就是父亲、大哥和二哥的薪资，大家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钱全部都交给我母亲管。因为父兄上班都很忙，所以家里要买油、盐、酱、醋等都是我去买，还有日常的其他生活用品，也都是我去买。只是买菜有时候大嫂买，有时候母亲去买，当时我们家雇了一个保姆，我们都叫她高妈，是穷苦人家，我们关系也都相处得挺好。
我到北京那年，大哥把他的中山装，也是他的唯一一件好衣服给了我，我第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大哥还给我刻了一个象牙图章，上面刻着我的名字，至今我仍保存着。我二哥送给我一块毛主席的金像章，是足金的，有现在的一块钱的硬币那么大，后来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捐掉了，大哥和二哥对我是倍加爱护。
家里因为大哥和父亲的事经济上已经开始困难了，我把毛主席的金像章捐了，二哥知道后，他和二嫂又送了一块给我，给我当作结婚的纪念物，我至今还保存着。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大哥、二哥对我这个弟弟倍加疼爱。
我二哥去世的时候，留下三个孩子，即名工、名农、名君。大孩子名工才9岁，我给二嫂婉转示意：“我可以给帮忙抚养一个孩子，如有好的机会，你可以重新组建家庭。”我诚心诚意地想，她才三十六岁，不能耽误她一辈子。我二嫂听完悲痛地说：“不管有多困难我都坚决不嫁人，你哥死了，我如若再嫁别人，那么你哥哥的死就没有任何可惜之处，还不如死了一条狗。”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相处得很好，只是当时不想看到二嫂太受苦。
我真的觉得一起共患过难的人，感情都特别深厚，我始终认为，无论何时真情都是金钱无法买到的，是无价之宝。
星加坡路小学
七岁那年，我来到上海，当我看到上海被日本人侵占的时候，内心的爱国情感顿时翻涌，可是年幼的我也无能为力。于是我把爱国之情记在心间，决定要好好努力，唯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对于学习我也保持着不变的追求。
年华最美之时，就是漫步于校园，慢慢褪掉青涩，人生也在等待破茧成蝶之日。
上海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上海有很多租界：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中国地界。我在上海住的大鹏坊在静安区，属于英租界。在英租界里有一所小学，叫“星加坡路小学”。顾名思义是星加坡人拿钱办的学校，星加坡路小学挨着赫德路，是连在一起的。星加坡路小学归上海市工部局管①，工部局不是政府官办，也不属于地方，也不是警察局，也不是宪兵队，也不是行政，但它的权力却不小。上海几所有名的学校都归工部局管，譬如格致中学、育才中学、缉规中学等一流的学校。当时上海也有幼儿园，那时候的幼儿园叫幼稚园，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去念，家长开着车接送孩子，即便是小康之家的孩子都很少去念的。
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念一所好的小学”。星加坡路小学离我家很近，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于是我决定考这所学校。那时候所谓的考试就是看看孩子，傻不傻，简单问些问题：“是哪儿人”、“几岁了”、“爸爸妈妈干什么”之类的，我很顺利地就考进去了。
我记得星加坡路有一个丁字街，在丁字街的旁边就是星加坡路小学。星加坡路小学的校舍是一幢小洋楼，有三层，第三层都是学校用来办公的。学校请的老师也比较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经常定期检查身体，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检查眼睛。检查学生有没有眼疾，如果有眼疾，医生就会进行清洗医治，而且是不收费的。那时候我有眼疾，医治的时候也害怕，因为要把眼睛翻开刮，很疼的，然后再拿棉花蘸药擦，药刚擦上去的时候很难受。擦完药之后，用纱布把眼睛贴上，叫我们就地休息，休息一小时左右，再去教室。
上星加坡路小学只要考上被录取了，就不收学费。当时班上有二十几个同学，家庭背景都很不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同学我到他家去过。他父母是算命的，他们家还开了一个算命的店，是沿街的一个门面，楼下是客厅，布置得还挺像样的。楼上是住的地方，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先生，以前不少人信这个。
星加坡的当局很重视教育，因为星加坡是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国家，华人的比例占得非常大，星加坡好多医学项目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星加坡路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要上五、六年级需要到其他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小学有三类，有初小（一到四年级），高小（五到六年级），完小（一到六年级都有）。我在星加坡路小学四年念完了，考上了新人小学，离家里也很近，那时候也不想去太远的学校。新人小学在哈同花园铜仁路背后，哈同花园是一个犹太人的私人别墅。
在新人小学上学的两年，我有几个玩得比较好的朋友，一个叫程葆初，还有一个叫顾惠根，后来还认识了潘超彦和其妹妹潘梅贞。顾惠根的姐夫是开猪肉店的，他姐夫有一个门面，还雇了一个伙计，店里生意挺好的，一天可能要卖十来头猪。潘超彦的家在我们家的马路对面，家庭条件也不错，程葆初在我们之中家庭算是比较有钱的。
我们下课都在一起玩，学校里面都有桌子，我们就在桌子上打乒乓球；有时候还托托排球，同学们在一块儿围成一个圈，那时候个子矮太小也不大会托球；有时候还下棋，如乌坑棋。有时候大家还一起去远足，远足的话我们就到上海周围去玩，比如高桥，佘山就比较远了，小时候去远足是件很大的事，头一天晚上睡不着，很是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