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在玉皇山玩，发现了一对夫妇，原来是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吴国桢。那时候他是国民党的上海市的市长，官居高位。当时他身边没有卫兵、没有秘书，就他们夫妇俩。我们有同学想找吴市长照相，后来就过去了，同学说：“吴市长，我们是上海的学生，来旅行，请您和我们合张影。”他就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我们说完之后，他说行吧，我们就照了。那时候兵荒马乱，他身边没有一点防备，要刺死他很容易。后来他退出政坛，移居美国。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政坛领导应该接近群众，联系群众，联系群众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解放初期50年代，吴玉章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校长，吴老有时候还听听课。胡锡奎校长曾是西北局的书记，我经常在学校院子里见到他，这些人身份都很高，但我要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反应。现在一些重要的领导人根本就看不见，都有车接送，要到办公室去找校领导，楼层值班室还问：“你预约了吗？”现在越是想见一个人越见不到，作为领导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才能了解民情，才能了解实情，有亲和力。
注解①三民主义青年团：系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简称“三青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起许多团体。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正值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还得上学，我想多考几所学校，多做准备。我考了华东军政大学，是短训班，短训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完了南下工作。我又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时间稍微长一点，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学校发现你有所专长，会把你调出来进修专业，我全都考上了。此外我还考了南京的金陵大学，没考上这所学校是因为英语不行，金陵大学考英语是给一张卷子，桌上放一个钟，一张卷子只能做十五分钟，这个速度我跟不上，所以就没考上。我考了苏州东吴大学的法律系，我考上了还交了定额金保留了名额。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我没有去考，这些学校学费太贵，一般都是有钱贵族或殷实家庭的子弟去考。
后来就考国立的学校，最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经济系，上这个学校不要钱，也没什么学费的问题，当时如果真是困难的话，还能申请助学金。
复旦大学创建于一九零五年，原名复旦公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选定，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一百多年来，复旦大学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然而“复旦”二字却深深地镌刻进了一代又一代复旦人的心中。复旦大学经历逾百年的沿革。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并于一九四一年改为“国立”。一九四六年学校迁回上海江湾原址。
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风：“文明、健康、团结、奋发”，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
我还记得高考的内容和现在一样，只是现在要分文理科，原来没有这么分。总的来说就是数学的问题区分比较大，我考的是经济系，经济系考的数学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理科的数学。经济系属于社会科学，考经济系的要考理科的数学，但是最后录取的时候会从宽录取一些，只要你达到要求，就可以入学。我觉得经济是要用数字来说话的，光凭嘴说不行。搞经济的思维要敏捷，反应比较快，数字观念要强，甚至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当机立断，遇事不慌。
我记得我的数学考得不是很好，差不多能及格。后来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考这个专业？”我说：“我父亲和哥哥都是干这个行业的，我从小就受到熏陶，我有志于这个。”后来没多问了，他们想我家里都是做这个的，专业思想肯定牢固。刚好我们是第一批，学校又急着要人，因此，我们也算是赶上了好机遇。
考上大学当然很高兴，毕竟是国立的，而且复旦大学是很有名的大学。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是陈望道，教务长是周谷城（中国通史专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毛主席少年时期的同学，同时也是教育家。胡曲园是一位哲学家，也当过教务长。中国通史是周予同（中国通史专家，曾经当过上海市政协的副主席）讲的，因为他时任教务长很忙，他的课都排在十到十二点上，因为中国通史是社会科学，学生都要学的，属于必修课。周老师课讲得好，没有人逃课。十二点下课，按时到食堂，食堂还是有吃的，会给去晚了的同学留着饭。
周老师讲课，材料丰富，观点鲜明，讲自己的观点也介绍别人的看法。在介绍别人的时候他也讲哪个同意，哪个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皆言之有理。胡曲园教授讲艾思奇大众哲学，他是位哲学专家。胡老师每次来了，都会拿个烟斗，尽管是老教授了，可他都是站着讲课，一般不用讲稿，直接讲课。胡老师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易于听懂领会。
学校的语文课是二十六位老师同时开。同一个时间，当然学分不一样。学校规定不同的专业学大学语文的学分是不一样的，一般规定每个系需要修多少学分，然后安排教授上课。学生也挺精明的，也问老同学，哪个教授讲得怎么样，因为不同的教授有不同的专长。我选的是赵景琛老师，他擅长戏剧。讲到昆曲、京剧的时候会给我们上台走几步，唱几句。唱、念、做、打、身、眼、手、步、扮相、服饰等，他一边讲一边示范，课讲得生动极了。
大学里我的数学老师叫崔明奇，崔明奇教授是给统计系开课的，所以比较难。但学生只要能认真听他的课，到最后通过不通过，能不能拿到这个学分，崔老师会酌情处理。崔老师讲数学也讲的很好。当时还有教俄语的老师叫麻健，他是学校从东北请来的，发音很好，俄语字也写得很好，后来说他历史有问题，就把他逮起来了，最后也释放了。
剩下来的就是专业课。我们法学院院长是漆琪生，他是资本论的翻译者，他给我们经济系的同学讲专题，不是系统地讲课。我们政治经济学是陈彪如老师讲的，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很平易近人，还请我们班上的同学到他家聚餐。当然还有我们学习的一些会计课，是别的系开的。贾开基、陈观烈、陈彪如、夏炎德，这些老师都是年轻有为，都是国外名流大学毕业的。这些老师业务功底都很强，讲课也都很好。现在人们对双语讲课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有一个学生在某大学讲经济，他说双语讲课讲得太累，年轻老师也不敢说。有一回一位资深老教授对双语教学提出了不同看法，领导上才改变了一些硬性规定。
沈筱宋老师给我们讲会计的时候就是英文原版。当时也有中文版的翻译本，我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看中文版。会计的名称都背下来了，业务处理是死程序，用英文讲，目前有的学生的英文知识可能比老师还好，还不如用中文讲，讲得透彻一点，免得功倍事半。
这些复旦大学的老师，我觉得都是各有各的特点，也都是在这个专业上造诣很深的人，也都是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他们掌握的材料丰富，观点明确，论述清晰、逻辑思维非常强，没有东拉西扯地瞎讲。
大一我念会计课的时候，我当过课代表，那时候高治宇老师是助教。他判完卷子以后,交给我，我再分发给每个同学。有时我收齐同学的作业本送到他家去。后来高老师也到人大来了。我们在一个教研室，我叫他高老师，他说：“你别叫高老师”。后来慢慢就不叫了，从师生关系变成同事关系，最后变成真挚的朋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