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人民大学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调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组建中国人民大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组，胡锡奎任党组书记。随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大学自一九五零年命名组建以来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的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大学除认真组织好教学外，还积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制定教学计划和各种规章制度、组建教研室、培养师资、进行科学研究 、开展政治思教育工作、组织全体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到一九五二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初具规模，设有九个系、三十八个教研室、一个编译室，此外还有专修科、预科、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班、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函授专修班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三年内共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两千三百多人。
第二阶段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教育革命中曲折前进的时期。一九五三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对办学任务和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开辟了一条培养新型工农知识分子的道路。到一九五六年，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和财经、政法干部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系科设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六五年底，全校共有一个学院、十二个系、三个研究所、一个研究室，设有十九个专业。从建校到一九六五年十五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共接收过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名留学生，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近六万六千名，取得科研成果两千三百多项。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动乱时期。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给中国人民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批干部、教师遭到批斗，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部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一九七零年十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具有三十多年光辉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了。
第四阶段是从一九七七年至今在改革开放中振兴时期。一九七七年九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指定成仿吾、郭影秋负责筹备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七月七日，国务院在国发[1978]129号文件中重申：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大学。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对于加强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高等学校政治课师资的培养工作，都具有重要作用。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
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和新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法律、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中国历史、档案、计划统计、财政、工业经济、贸易经济、农业经济、经济信息管理十五个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苏联东欧、外国经济管理、清史、人口理论、语言文字六个研究所，外语、俄文、体育、电化教育四个直属教学单位，以及出版社、图书卡片资料社、青锋机械厂、附属中学等附属单位；学校设有二十四个本科专业、十四个硕士研究生专业。一九七九年，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扩大招生的部署，分别在崇文区和西城区创办第一、第二分校。
一九七九年初，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把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一九八六年，中国人民大学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提出进一步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加强教学管理，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并相应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方面的职能，朝着多学科方向协调发展。
六十年来，从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人才近十七万，四千多名外国留学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形成并初步完善了以全日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及成人函授教育为主要办学形式的多学科、多层次、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格局和体系，向着具有自身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我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踏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从此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生活至今五十八年了，我深感幸运和自豪。人民大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光荣史，不能忘了党的优良办学传统，我对人民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故而以上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发展我多说了几句。
到人大以后，第一年要学四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对我来讲，学习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的全部党史，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但我有一个感触，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我们执政党的党史，但后来这个专业在招生时却少有人报考。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党史建设工作做好。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地下党中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历史系的金冲及，至今他对党史的建树很有贡献。
第二门课是讲马列主义基础的，讲的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史。当时是由一位四川籍名叫谢韬的老师讲授。他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讲课都没有学生缺课，因为谢老师讲得好，所以都舍不得逃课。可是后来很不幸，他被划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份子，坐了将近十年的牢，倒是幸运没死。平反回来后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他对苏联的党史、中共的事件等了解得也很透彻。
第三门课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苏联专家讲的，社会主义部分由我们自己的老师讲，因为社会主义部分要结合中国实情来讲。
讲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有两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件就是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当时翻译人员都是从东北哈尔滨等地方聘请来的小伙子，他们俄语的口语水平非常好，但是缺乏专业基础。有一次闹了个笑话，翻译不明白重工业是什么意思，结果把重工业翻译成了沉重痛苦的工业。同一个字有不同的意思，懂得的就是重工业，不懂的就死译，但马上能翻译过来已经不容易了。
第二件事情是，一九五二年年底斯大林去世之前出版了一本书，叫《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初是人人必读的经典书，但后来就淡化了，因为苏联解体了中苏关系不好。但我至今认为，斯大林在这本书讲“商品只是存在一个商品的外壳”，那意思就是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这个问题斯大林讲得太早了，讲得太冒进了，太激进了。苏联现在还是商品经济，我国当然更是商品经济，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