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斯大林也提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那就是按需分配。”我觉得斯大林的这个讲法到如今都是对的。我们现在就是恰好分配的问题没弄好，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里面有一个宏观的数据并且我当时还做了一个调查。我的在企业工作的同学，是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的，拿到了高级职称。如今在大连拿一千六百块钱，在郑州拿两千块钱，在包头拿两千二百块钱，北京三千块钱，是否低了些呢？这些数据都是我一个个打电话求证过的。
所以我觉得斯大林讲得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做好分配的工作。我至今讲课，或者在外面座谈时还经常引用斯大林说的两个基本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这应该是我们党及国家政府的任务。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多了，经济效益好了，在分配问题上要做到惠及全民。
《毛泽东选集》里面有一篇《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毛主席讲经济和财政之间的关系时说：“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经济发展了，才能财政收入多。”毛主席写的理论，对现实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原来看列宁的书籍，有砖头那么厚，真的是看书看得腰疼。周末除了晚上出去玩玩，周日早上洗衣服，其余时间都在看书，很用功。现在想起来好多知识是那时学来的。
那时候是人大的鼎盛时期，有很多苏联专家来学校莅临指导讲课。如会计是马卡洛夫专家，财务管理是阿•M•毕尔曼专家。一边培养我们传授业务，一边培养我们将来能进入相关教研室工作。毕尔曼专家课讲得非常好，后来即便中苏关系不好了，但对他个人而言，我们还是很怀念他的，毕竟我懂的这点专业知识都是从他那儿学的。他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专业入门的恩师。
与我同窗的他们
我们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在无形中分了群，这个群不是政治上的划分，可能和家庭背景有关，譬如资本家和地主家庭的孩子，他们在一起的比较多。高中同学在前文时已谈到，这里着重说一下大学和研究生时的同学。
到大学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住校同一个寝室的人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中午吃完了饭就回去睡一会儿，晚上也在这个屋子住，大家每天都会见面，都相处得很好。也有不是一个寝室的也相处得比较好的。在大学里，我和陆修业相处得比较好，他是复旦大学的，后来转到清华的经济系，再后来又回到了复旦。他在清华时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也经常叫我到他家去玩。他们家是一个小资本家庭，父亲开了一个纺纱管的厂，是一个小厂，大概有六十个工人。他父亲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小资本家，待我们也很好。
陆修业有一个哥哥叫陆敬业，是学机电的，还有一个妹妹。陆修业毕业以后在上海市某制药厂工作。他工作得很出色，获得高级会计师职称。后来因为家产分家的问题，他和妹妹一起与哥哥反目成仇，不来往了，亲情都不要了，实属不该。
还有一个叫胡瑞有的同学，他也是一个资本家的孩子，他们家开了一个工厂——锅炉厂，就是生产烧开水的锅炉。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家被折腾得够惨的。据说他继承了父业，就是资本家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非自然故去。
包头包钢职工大学的副校长宋家驹也是我的同学，他现在退休了，我们关系也不错。逢年过节都会打电话问好，他夫人沈兆珠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是妇产科的大夫，后来成了包钢医院的大夫，现在也退休了。二〇〇九年在北京见过他夫妇一次。
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读书都是比较用功的，也不是死读书，该玩的玩。不搞歪门邪道、不抽烟、不喝酒，规规矩矩的，最多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看看电影、聊聊天，或是有的时候同学之间互相串串门。我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一般是星期六傍晚回家，星期天的下午回学校。衣服都是自己洗，洗好之后拿到合作社熨一熨，花5分钱。那时候喜欢穿黄色咔叽布长裤，白衬衣，黄皮鞋，也挺漂亮的，我觉得自己那时还是比较爱整洁的，内务都是自己处理，学会生活。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日本跟汪精卫统治的时候的那种民族亡国奴的压抑感。汪精卫是人们最痛恨的亡国奴、汉奸，那时候哪家要是沾了汉奸的名分，连同学都会看不起他。国民党刚来的时候还好，大家寄予期望。可后来政治腐败无能，四大家族发横财，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搞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盼望早日解放，迎接新中国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像我们这些普通家庭，总是希望抗日战争快点胜利，不愿当亡国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烧杀抢掠的那些场景使人永远都忘不了。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终于成立了，我们渴望的胜利到了。解放大军节节胜利，国民党逃到台湾。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人民群众欢呼雀跃，我们学校也举办了庆祝活动，和文艺宣传队一起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我们都参加了这些活动，还在街道上欢迎解放大军进城，放鞭炮庆祝。我们在街道两边看也见解放军押着国民党的俘虏通过，不打骂他们。解放军纪律严明，百姓称道。
“五七”干校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我们，也只能“坐看浮云荡，已然自殇”。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给很多人抹上黑白的政治色彩。
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经济上“打老虎”，老教师思想改造，肃清崇美恐美，参加抗美援朝“参干”和去皖北土地改革等运动。
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以至后来任教后先后参加过的运动有：
一九五五年研究生快毕业时的肃反：即肃清反革命运动①。记得当时与我同专业的两位研究生一位姓胡，一位姓谷。前者解放前在南开大学读书，后者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俩在解放前参加过我党的青年进步外围组织，均有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的经历。在肃反运动中他俩是重点审查对象，要调查他俩坐牢时是否有过出卖我党、陷害进步同学之事，弄得好苦，两头不是人(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坐牢，解放后被共产党审查)，苦不堪言。最后，经反复调查，什么事都没有。记得肃反学习时天气很热，大家大汗淋漓，天气不好，气氛也紧张。
一九五六年我和另外一位已故的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参加了北京市农业合作化运动②。参加这一运动我情有独钟。因为我参加过土地改革工作，深知一定要把农民、农业组织起来。下去宣传之前，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刘仁作动员报告，当他知道还有一些不是党员的宣传员未到会听报告时，他立即指示工作人员把这些非党同志叫来一起与会听讲，在所讲学习宣传政策这些问题上做到一视同仁。
我去宣传的地点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台矿区瓜草地乡瓜草地村。是在高山半山腰处的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都很穷，交通极不方便，人都很朴实憨厚。该地煤炭丰富，老乡们几乎都是自己在山地刨煤烧。那时我还结识了两位青年学生朋友，一位叫戴盛春，是哥哥，另一位叫戴盛儒是弟弟。后来弟弟参军了，还到过我当时在人民大学住的红二楼宿舍，由于日子久远，慢慢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现在可好否？应都是白发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