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大公”的“共产风”。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⑤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⑥二月逆流：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２月１６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３月１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２月２２日起至３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１９７６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⑦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下放劳动锻炼的日子，虽然说艰苦，可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我了解到农村作为最基本的劳作，朴实纯洁的农村生活。田野飘着炊烟，大伙儿热火朝天地劳作着，还有美丽的农村姑娘在黎明时望着天际歌唱，歌声飘荡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之上。
一九七〇年，林彪的第一号手令下达，要求全国各中央机关、高等院校都要到五七干校去，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在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的一个农垦农场。这个县是血吸虫病很严重的地方，女人不下地干活，都是男人下地，他们感染了血吸虫病，几乎都死了，所以有的村子寡妇很多，被称作“寡妇村”。
我们去的时候它还叫余江县，但是县城已经不在余江，搬到邓埠去了。余江县的地势很低，总是发洪水，闹水灾的时候整个县城都淹没了，房子只漏出屋顶，大水退之后再回去住。
当时规定所有人都要去，因为我女儿还念小学，我便申请全家都去，家庭分隔两地，难免要互相牵挂。但是那时候有一个政策，有一方没有下放，就不允许全家去。因为老伴在当班主任，那时候也是教务处主任，还要组织学生拉炼，她没有被下放，所以就我一个人先去。衣服装了一箱子，当时想在那儿长期扎根的，也给我在余江县分了房子，好多同事都带家属去的。
余江县的这个农场是专门种植茶叶的，是一个垦植性的农场。去江西五七干校我不是最早的一批，那里的管理和军队差不多，也要按部队编制，我还没有到连里面去，就在种猪场住了一个月。种猪场在刘家站火车站边上，附近有一条小街，街上有一些小杂货铺、卖面的小饭馆、邮局，还有一家银行。
晚上躺在床上能看星星，因为瓦搭得不是很严密，但是遇到下雨就麻烦了，外面要是下大雨，屋里面就下小雨；墙壁不是很严密能通风，一刮风受不了，有的是竹子墙，外面糊泥巴加些石灰。
后来把我分到四连，主要的工作就是种茶叶、打石头。我没有采过几次茶叶，因为每一次采完茶叶回来就不舒服发烧，后来就让我去打石头了。江西是红土地区，当地老百姓的房子都是红石头砌的，说是红石头只比普通砖要硬些，比花岗石要松软得多。打石头的步骤是先在地面画好框框，一直往下打，打出来的是一个毛坯，长方形很大的一块，毛坯石打出来之后再加工，把石头弄得很整齐，盖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一块块往上垒。我在农场相当长时期就做这项工作。江西有一个特点，一个地方打红石头，打到一定程度就废掉，不能再打石头了，而打的这些坑也就废弃了。
有时候为了教育大家，会让我们去一个很深的坑里面参观接受教育，坑下面还住着很穷的人家，这些坑都打得很大。江西的水利修得很好，有塘，塘会慢慢地把石坑淹没，然后和原先的池塘连起来，所以很大很深，也有人不小心掉下去被淹死的。
后来我又调到伙房去了，在伙房我做副食班的工作。伙房要负责一百多人的伙食，我能揉馒头，而且揉得很好。但米饭我不会做，因为要先煮，然后再放木桶蒸，火候要掌握得很好，所以难度很大，后来我就学着做菜。
我比较晚才来的干校，却是走得比较早的一个，因为那时候我身体不太好，胆道感染，老是发低烧。那时候去鹰潭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鼠系的淋巴跟胆道感染，当时就放我假让我回北京探亲，第二年回江西的时候我把女儿带去了。
女儿在女同志屋里打了一个铺，她就在那儿养鸭子玩，刚开始和其他的阿姨去采茶叶，结果采茶叶的时候遇到蜥蜴，可把她吓惨了，就再也不敢去了。
江西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也灾。一下雨地的黏性就很大，踩下去泥巴能被提很高，有时候连脚都提不起来。当地的人穿的是麻和稻草织在一起的鞋子，泥巴黏在上面可以轻易地弄掉。
江西的水利，治理得很好。每个村庄都有水渠，水渠修得很高，绕着村庄而过，能把水引到各个村庄。江西的蚊子也很多，为了防蚊，下班之后，我们赶紧把靴子、长裤穿上，手臂上也得套上套袖，脸上还得擦避蚊油。脸上老抹这些东西也难受，我们就跳到水渠洗澡，结果很多人都得了关节炎。
有时候村与村之间也会因为水的问题闹矛盾，到了水稻种植季节，大家就会为用水吵架。我记得大周家和小周家（这是两个村的名字），到水渠放水的时候，两个村的人把一个闹钟放在地上看着时间，一个村放一个小时。往往因为放水的时间不准打闹，村民拿着锄头开始吵，因为“一斤水半斤粮”，所以水是很重要的。大周家榨油，是用水推动榨油的工具，生产方式很落后。
在江西塘泥可以当肥料，我们把这些塘泥拉到茶树或橘子树下（江西是红土，产橘子）。我觉得拉塘泥是一件苦差事，就是下雨我们也得干活，大家穿着五颜六色的塑料雨衣去干活，衣服都湿透了。拉塘泥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干，因为本身也没带多余的棉衣，连里让年纪稍大的同志弄柴火帮我们把衣服烤干。下雨泥巴很软，深一脚、浅一脚挺艰苦的，简直没日没夜地干，况且我们没有干过这些活，环境的压抑，前途渺茫，心情可想而知。
一九六六年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学生、红卫兵串联，我们这些教师也不甘寂寞，也组织串联队。第一站我们串联到武汉，到了汉口，没停就赶紧坐轮船到了九江，水面宽阔，看上去穷山黑水挺害怕的，然后第二站从九江到了南昌，南昌是江西的首府。我们最能体会到派系氛围，一到江西南昌之后，就会有人拉我们加入他们的派系，管吃管住，目的在于去支持他们，后来我们住在江西省的党校里，白吃白喝。当时我们想的是，不管你是什么派，我们都不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白天出去玩，看大字报；晚上有可靠的地方住，有免费的饭吃就行了。他们的“服务态度”还不是一般的殷勤，我们要走了还帮我们弄火车票，反正派系斗争浪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