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私人企业都要公私合营。我在大学里写信劝他将家里的财产交给国家，并且告诉他，“党是不会亏待我们的”。父亲表现得也十分积极，甚至连住房都没留，一股脑把全部家当都入了股，每月只拿几十元的“定息”。不久，国家派人来接管了药店，父亲被调到离陈塘庄八里路的东楼天义堂。年近55岁的父亲每天要来回跑路去上班，早出晚归。母亲一人在借住的店内带孩子。到了父亲退休的时候，家里的生活还是很困难。记得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一起吃饺子他都不在，是去替别人值夜班了，很是辛苦。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却被扣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游街批斗，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难以理解。
心灵手巧的母亲
香河县四百户村
我母亲的老家是在香河县四百户村①。外祖父是个贫苦农民，家里只有两小间黑乎乎的土坯房。外祖父家只有两个女儿，母亲是老大。因为家里穷，所以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户籍上填写的名字也一直是李刘氏。解放初期开展了扫盲运动，我母亲参加了识字速成班。这时候父亲便给母亲起了个正式的学名，叫刘淑贤。
母亲个子不高，但很精神，十分爱干净。头鬓每天都要认真梳理，而且还要摸点头油，穿的衣服并不讲究，但是很利落。她每天都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东西摆放得有条有理，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窗明几净，甚至连马桶都被刷得锃光瓦亮。
我母亲的手很巧。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在我上大学之前，几乎没买过衣服穿。家里所有人的衣服、被褥和鞋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做的。我母亲自己会纺纱织布、裁剪缝纫、熏染布料、纳鞋底、打疙瘩襻（疙瘩襻就是中式衣服的钮扣，是用细条布缝起来做成的，许多会裁剪的人都做不好疙瘩襻）。她还非常注意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出门看见地上有树枝就捡回来当柴禾用，连生炉火用几块木柴都十分有数，吃饭的碗里从来不剩饭粒，甚至要求我们喝粥时得把碗舔干净。
我母亲非常善良，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药店经理解梦秋带着红卫兵将她的头发剃光，跪在搓衣板上进行长时间的批斗。虽说后来给平了反，说什么没掌握好政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但是对一位老人进行如此非人的折磨是多么的残酷啊！
老实本分的哥哥
我哥哥李宗敏比我大三岁，小时候在我伯父的私塾受过一段教育，写得一手好字，人见人夸，只是脑子笨，有人说是被打傻的，因此学习成绩总上不去，外号傻大个。有人总爱拿他开玩笑，见他就喊：“傻大个，傻大个。”我和哥哥的关系一直挺不错，两个人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架。由于家境贫寒，哥哥就在放学后带着我捡菜帮子、捡煤粒、捡柴禾，干活贴补家用，也权当做是娱乐了。
哥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进入会计学校学习，后分配到城建部做了一名普通会计。1957年“反右”①期间，只因为说了一句同意李康年的“定息不是剥削”，哥哥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人民日报》点了名，流放到东北北大荒强制劳动改造。社会上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大“右派分子”，其实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会计。他讲“定息不是剥削”是以我父亲为例，把住房都投进去了，结果拿了“定息”称之为“赎买”。这是对私人财产给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根本谈不上剥削。哥哥被划为“右派”，绝对是凑百分比制造气氛，因为当时政策说95%的人是好的，那么就有5%的肯定是坏人，必须把这5%的坏人揪出来以证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在天寒地冻的东北劳改，其生活状况之差是可想而知的，整天蓬头垢面的，头发长了也只能自己用剪子剪。
1979年为“右派”平反，哥哥多次写申述平反材料，我也几次去城建部的人事部门交涉，最后才答应给平反。但他们还坚持说我哥哥有反毛主席的思想，档案材料依然要保留，只是构不成“右派”。当时这些人真是左得出奇，没有办法跟他们折腾，我们只要平反了就行。历经数年磨练，哥哥先是被调至大连玻璃厂工作，平反后调回天津，在天津大港区政协一直工作到退休。
哥哥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件事，从政治上、思想上、心理上都给我父母很大的打击。我嫂子是没有工作的农村妇女，又带着两个孩子，哥哥的经济来源被完全截断，整个家里的经济负担都转加给了我的双亲，因此我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早逝的姐姐和弟弟
1959年，我的姐姐李宗芬因煤气中毒加剧心脏病发作而死，年仅29岁。
姐姐从小在天津做童工，是在一个日本人开办的被服厂里工作。在我印象当中，有几次中午还是我给她送的饭，外人不能进到厂子里，所以我只能隔着铁栅栏把饭盒给她递进去。每天晚上姐姐都很晚才回来，浑身上下都沾满毛线和线头，一进门又立刻帮母亲扫地、做饭、料理家务，这对于同样年少的她来说是极其辛苦的。
姐姐十八岁的时候出嫁了，丈夫是孙记药店经理的儿子。孙家虽说也是卖药兼行医，但是人家是大药店，前面是三间门脸房，后面院子有六间住房，别处还有房产，是真正的资本家。他家公开挂牌，有几种人不治，我记得其中有：“无衣无食者不治，不信我者不治”等内容，派头很大。姐姐出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玩，为什么好玩呢？因为是让我送亲！那时候送亲是大马车来接的，相当讲究，高头大马后面有大轿子，我坐在上头玩，心里美得不行。
婚后，姐姐生了一个女孩，因为没能给丈夫生下儿子，所以引起孙家的极大不满。从此，姐姐跟她婆婆和大姑子的矛盾就越来越多，连我姐姐做过童工的事也被说成了影响孙家门风的理由。姐夫因为是在其父亲药店里工作，经济不能独立，生活上等于是全靠他父母，所以最后只好听从他家长辈的意思，跟我姐姐离了婚。
过了两年，姐姐带着女儿又重新组建了家庭，与姐夫由锡令结婚。由锡令是山西人，军人出身。他最初是在河东区一处派出所任所长，后调至河东区粮食局任局长，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婚后，他们又有了三个儿子，姐姐的生活比起以前来说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不幸的是她去世得比较早。
姐姐的离婚和去世给我父母又一次很大的刺激，想必他们内心是极为痛苦的。1973年，父母又再一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我的弟弟李宗源，因遭遇车祸而身亡，年仅26岁。李宗源比我小十岁。在他之前，我也曾有过弟妹，但都立不住。
之前算命先生就告诉我父母，说是因为我的眼睛毒，如果他们想要保住小孩，就不能让我看见。不过，有个化解的办法，就是小孩生下来以后，先把我全身脱光，蒙上双眼，倒着爬进产房（那个年代都是在家里由产婆接生），把生下来的弟（妹）抱在我的屁股跟前，让弟（妹）睁开眼睛，多看两眼就可以了。这个法子倒是有点效果，那个小弟弟活到了八岁。我后来的弟弟李宗源生下来也如法炮制，但也只活到了26岁。说起来，他们俩能活一段，也相当不容易了。
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眼看天快黑了，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说：“小弟弟有病，晚上不能见星光。天黑以后你们不准出屋门，有事就现在办完。”可是到了晚上八点多，我肚子突然坠胀得厉害，想去拉屎。父亲恼火地斥声问道：“天黑之前叫你把屎拉完，你怎么没拉？”我说：“拉了。”父亲怒道：“拉了怎么还有？”父亲无奈，只好将门帘掀起一个小角，让我钻了出去。我跑到对面张家地主大墙的底下，蹲了半天，却啥都没有。于是我心里就有些怕，回去也不敢讲真话。到了第八天，先前的弟弟就死了。这件事我始终瞒着父母，也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