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家麟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他家住在天津市中心的和平区小白楼，是个大户人家，父亲是资本家，城里有独门独院的房子，农村也有地，生活富足。崔家麟上学骑着一辆漂亮的自行车，人又长得帅，气质不凡，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也是很多女同学追求的对象。他们全家人都非常善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崔家麟，没有一点骄气，能跟我这样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成为要好的朋友，心地是多么的善良。他又非常孝顺，父亲晚年患半身不遂，卧床多年的喂食洗涮、接屎接尿都是崔家麟一人包揽下来的。那时崔家麟在计算机厂任总工程师，工作十分繁忙，中午还要跑回家照顾老父亲，非常不容易。他为人很热情，正是因为有他的努力，我们有些老同学还能时常和我们中学时代的老师相聚。
我虽说喜欢文科，但英语却学得不怎么样，总是不及格。
建国初期，面对国际上美、苏对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的情况。新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以及与这一战略相一致的“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思路。所以在那个反对亲美、恐美、崇美的时代背景下，学生都不敢学英语。老师上课点完名，学生就一个一个偷偷地离开教室，下课打铃之前，又一个一个回到教室。老师完全是睁一眼闭一眼，只是低头读课文不看学生做什么。有英语老师为了适应形势，放弃英语改教俄语。英语考试之前，去英语老师在校外办的英语补习班，临时抱一下佛脚就通过了。
其实在抗日战争结束时，许多美国盟军的军舰一艘一艘开进天津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美军使用的新式武装，那么巨大的军舰。美军也会利用老百姓前来围观的这个机会送些小礼物。由于日本占领时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美国人却带来了这些巧克力、剃须刀、橡皮、富强粉，还有他们手里拿着的小型收音机，这一切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羡慕。还有，美国人在日本投下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是日本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自然使人们有一种亲美、恐美、崇美的心理。
中国人那时也为有美国这样的盟友而骄傲。我记得学生上街讲演提出的口号也是“我们要和英美并驾齐驱，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走西方治国之路”。而且天津历史上就长期被外国人占领，处处有租借地，处处有洋楼。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冲击着人们的思想。由于反对亲美、恐美、崇美，学生们不好好学习英语都编成了顺口溜。“father、mother敬禀者：son在school读book，一切功课都good只有English不及格。”单从这段顺口溜就可以看出当时学生对英语的看法了。
闲暇时光
那时候的游戏没什么特别之处，无非就是一群小孩子们闹着玩。比如买切糕的时候抽签子，你抽到好的签就多给你切一些，抽到不好的签就切得小一点儿。再就是打弹珠，打的好就可以换得一些小玩艺。
再者就是看小人书，要到专门供孩子们看书的小人书店去。中午都不回家吃饭，带上零花钱，坐在那儿，看完以后再给钱。我记得有赞扬战斗英雄的，像《赵一曼》；古典的，像《西游记》；还有《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些。
上中学的时候还经常唱歌，唱的最多的歌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王大妈要和平》、《我们的铁锤响叮当》，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些充满斗志的爱国歌曲。
还记得有一次出于好奇，买票到戏院看了一场叫《并蒂莲》的戏，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戏曲。舞台上演员们依依呀呀地哼唱，当时的我虽然看不明白，但也觉得新鲜好玩。
父母的期望
因为我那时每天光要去上学就得来回奔波，父母知道我很累，所以他们对于我的学习成绩也并不苛求。
其实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觉得老师什么都知道，从小就觉得老师是神通广大的人物。家人则是希望我能学医，我也想学医，自小就读了一些简易书，至今我还存着我父亲的药方。除此之外家人还希望我能够学学法律，在旧社会学法律比较吃香，可以不受人欺负。为这个我还专门请学校给我找一些学习法律的基础书籍，只是学校领导更希望我学外语。
那个年代不是你考什么就能上什么的，当时都是属于分配，哪里更需要就得到哪里去，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你的愿望，最后我报考了北大外语专业。当时外语专业还属于保密专业，政治审查很严，必须得经过组织推荐。组织会先找你深入谈话，说明该专业的严肃性，不像考其他学院那样，任何人都可以报考。我记得当时一共有几个有保密专业的学校：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等，政审严格，需经学校推荐保送，否则不予录取。
我的“地下工作
我从中学起就开始参加社会活动，接触社会了。1949年初我就协助天津市河西区公安局保卫科做地下工作，保卫科的翟汉亭同志直接给我分配任务，让我了解情况，报写材料，我自己要画地图，把陈塘庄大街画成地图，谁住哪都要标明。
因为我年纪小，所以分派我调查的地点通常就三个：一个是商店，一个是鞋铺，另一个是大马车店。因为这三个地方都聚集了很多群众。当时的鞋店鞋铺不只是卖鞋的，他要缝鞋，边卖边给人家修鞋。这种地方聚会是最多的，晚上没事的时候，大家都上他那儿去喝茶，我就把报纸带来，给他们读读报，他们就会谈一些情况。这几个地方我经常去，听到什么消息后我再做汇报。有一次有人在街上威胁我，好像是说地主将来还要回来的，还会翻身的。我印象他个子不高，穿着衣服都是黑色的，不过当时我并不害怕，因为我觉得我的组织特别可靠。
当时实行供给制，外出吃饭、坐车花费可以报销，周六、周日组织我们在天津劝业场旁边的光明影院免费招待看电影等等。对这一段经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在为革命做地下工作。读高中的时候我申请入团时，当时我向组织汇报，组织要求我做地下团员。但是学校辅导员和校长他们说不能做地下团员，后来天津市河西区区委办公室主任赵连山直接给我做了入团介绍人，我才正式入团。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填这个档案，谁都不知道。到了后来，要求无论任何事情都要向组织交待，我就提了一句，但是也不详细。
其实当时还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毕竟我工作经验不足，在做群众工作过程中，只凭热情，不懂工作方法，领导就帮助我提高，使我逐渐知道怎样爱护群众，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中苏友好协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49年10月3日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外交关系。为了更持久地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我国于1949年10月5日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
制订的证章下沿有“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章”10个长方形美术字，背面有省、市、县（区）名称的铭文及编号，造型简朴，内涵丰富。凡是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每个人都有一本会员证和一枚证章。
1950年2月2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天津成立了分会，我是最早成为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的人，因而陈塘庄的友协工作由我负责。
会员本上都盖着我的图章，申请都由我审批。北京是总会，天津是友协分会。我从市友协拉回很多宣传板，介绍苏联，讲“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天津友协是在市中心，靠近中原公司。我自己把板子弄上车，推着板车一直推到距离有17里远的陈塘庄，把它搁到派出所。派出所在一个大庙里，然后我再宣传，动员大家大家去看。这些都由我一个人干，虽然很累但是我喜欢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