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解散，无家可归
1962年到1978年，整个运动期间我还去过湖南、江西、武汉。最长的是一年，房山是几个月，半年的样子。人民大学停办后我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因为听说中日邦交要恢复，当时跟李松年老师和李翠霞老师一起准备成立一个日语专业。但是北京市委没有批，之后我就申请离开。消息一出去，四个单位来看档案。当时有北大、新华社、近代史研究所还有第二外国语学院。我想去新华社，可是做老师不能离开老师岗位，北京市干部的关系是不能调到中央去的，最后就到了第二外国语学院。
我星期五上午接到市级通知，限三天到二外院报到，所以我只能赶在星期五下午报到，否则星期六、星期天就自动取消了，造成你违反纪律。那个时候人的命运可能会随时眼睁睁地看着变化。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自己没有志愿，必须听从党的召唤。
二外也是“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乱的学校，武斗很厉害。资料室乱七八糟，教师之间对立，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派，反正两派十分对立，无所谓正确不正确。那时的生活很苦，我都是带着窝头夹咸菜去上班。不知道是谁发现了向领导报告，说李宗惠在教研室吃咸菜，如果被外国专家看到影响不好，一个教研室主任怎么吃窝头咸菜，有失民族尊严。最后领导找我谈话，不许我在教研室吃饭，必须得到食堂去吃饭。我说我生活困难，他说困难你可以申请补助，我又不愿意申请补助。最后只好回家跟我爱人商量想办法给弄一点儿钱去到食堂吃饭，这样我才到食堂去吃饭。由于生活困难，当时学校给我开了个证明，允许我到外面做第二职业。其实就是到塑料厂，给人家刷塑料鞋，把鞋分类，把补补丁的地方用刀子或剪子裁下来，都洗干净了再分开，鞋底跟鞋帮分开，有补的和没补的分开，洗一公斤５分钱。一周一次大概能挣个几块钱。
在二外院我是日语专业的主任，很多老师日语水平都很好，而且还有日本专家，我只参加些教材编写工作，更多的是做教学行政事务。有一段时间是去武钢开门办学，当时因为有一部分日本的资料需要翻译，带着学生，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给他们上课，讲一些教材和一些实际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改革开放，人大振兴
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之后，终于迎来了春回大地的时刻。1978年，国务院129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规定原来属于人民大学的建制机构全部恢复，人员全部调回。教学也进入正轨了。我在二外的6年时光终于结束，当时二外的副院长翟良超找我谈话，问我干嘛要回人民大学，在二外院不会亏待我的，什么晋级工资都会考虑我的。但是我说我一定要回去。郭影秋叫学校的教务处处长江农把我调了回来，而且调回来之前又派秘书张寅茂亲自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和要求，我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回去教书。
当然，起初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在人民大学复校之初，许多条件都不是很成熟，教学条件差，教研室设备也很差。可是大家的心情都一样，一个个都是抱着“要把人民大学恢复好，把人民大学建设好”这样一个理想来的。我向成仿吾校长建议：为了把外语教学搞好，必须请国外专家。我申述的理由一个是写作课高年级的作文批改起来很不容易，需要外国老师来改最好；再一个就是青年教师的培养需要外国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教材编写需要外国老师把关。我提了这三点。但成仿吾校长就问我：“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我说：“我是五八年的。”他说：“不必请专家了，你就是专家！”
虽说当时学日语的人确实很少，但是我也成不了专家，因为没有这个水平。后来，我又向郭影秋做了同样的建议，迅速得到了落实。那时，郭影秋患病住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天发烧，大夫要求尽量不要会客。那天晚上我去见他时，他的秘书张书田将我挡在门外。当时我对张书田说：“我只谈十分钟，不需要郭校长谈，只是让他知道就行了。你去问问郭校长行不行？”郭校长立即答应了我的要求。第二天我一到学校，教务处闫乃钧就告诉我，郭校长已经指示他们打报告请外国专家。这样外语教研室就请了英语与日语专家。
人民大学的外语课的学时比别的学校的学时多，刚开始上课老师都不够，还得请外来的老师代课。学生们也非常认真，积极努力，所以人民大学培养的日语学生都不错。有一个时期我管教研室的后勤，那个时候老师们的生活都比较困难。两对夫妻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屋子中间挂一个帘，一间房子里住两家人，这新婚夫妻当然很愤怒了，见了我就骂：你管房子你不给我解决房子，我们现在就搬你家里去住。我也无能为力，因为军队占领学校不走。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挨家挨户去看，每个老师的住房状况，我都知道，连我自己的房子也一直没得到解决。
1983年，教育部到下面来选调，要派人去驻日使馆，管留学生的干部。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当然我是愿意去，可是领导说你愿意去就得调离人民大学，我说调离人民大学我不去。他说，要不调离人民大学你就没有戏了。我表示宁肯不去，也不能调离人民大学，因为我热爱教学，出去的目的是想为今后的教学充电，提高外语水平。
在我出国之前，北京市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正在换届改选，市教委大学处以及许多同仁希望我出任学会的领导，但因为我要出国去日本工作，婉言谢绝了。其实，早在学会成立初期，1980年时就曾希望我出去为北京的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多做一点工作，但当时人民大学教务处的领导，理由是让我把精力放在学校，不同意我做学会领导，只允许我做理事。
1983年我去了日本，1988年回来以后，很快我又做了教研室主任的工作。那个时候就传闻要把我上调，我根本没有在意这些。因为出去这几年对我的教学很有帮助，毕竟我对日本有所了解，所以我写的文章，翻译的东西，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一定去过日本。日本人的习惯和生活状况我了解一二。我对日本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的老师掌握得要多一些，毕竟我跑遍了日本全国，四个大岛我都去过。所以讲课的时候自然就生动了很多。我在人民大学没有得到过什么奖励和荣誉，但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得到学生的肯定。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在国外带来的资料也增多了，也就充实了我的教学。我还没有走进课堂呢，一听说是李老师讲课，大家都鼓起掌来了。我到外面去讲课，学生说我们就要这个老师，弄得那个学校很尴尬。
本来我是60岁就退休的，后来延长到64周岁，就是为了叫我带首批日语研究生，人民大学日语专业首批研究生，是以我的名义招生的。别的系的老师就有意见了，规定60岁退休，60岁就不能再招硕士生了，为什么这样！领导说这是工作需要。不过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学生给我的评语，很多同学说不仅在李老师那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做人的道理，这是我最高兴的，这说明我尽到了教师的职责。我的两名开门弟子都是在大学任教，令我十分欣慰。
在人民大学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发挥我专业作用的最重要的阶段，也是我在专业上成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是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我过去都是助教，做讲师是从复校以后才开始的。经济上，我的住房从一间、二间、三间到今天的四间也是在人民大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人民大学都是我最重要的时期。在教学和科研上开始有了一点点儿的成果，也是人民大学给我提供了条件。在北大是我的学习阶段、锻炼阶段，但真正发挥我的作用还是在人民大学。北大培养了我，然后我把一生又都给了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