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李宗惠同志：
李宗惠同志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比如作事坚持原则，生活艰苦朴素，学习努力，思想上一直都不放松地要求进步，做事任劳任怨等。尤其是值得我学习的，他一直不断地帮助我各方面，尤其是思想上很关心我，这次我也向他挑了战，在反五气、走红专的运动中，我也想出了一些“气”。
娇气与官气是李同志主要的“气”，暮气更甚之。过去我们曾提过小李虽年级比较轻，但像小大人。当然这点较难克服。我们还是共同帮助吧。我的暮气也很重。在学习上很努力，要求自己也很高。但望在学习方法上再开动些脑筋，深入钻研。这点，我也愿与你共同努力，共同帮助互相提高。
娇气，是早已经知道的，但在克服方面也愿与你共同努力，在大跃进中加速度克服，缩短这个路程。
官气，具体的提不出来只感觉一些。
其次，我感到你在与大家的相处中态度有时太严肃，使人感觉不太自然，至今已有改进，望再注意一下。
就写到这里，愿相互举起火把，汹猛地烧掉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
同志大刘
３.１７.
我们班女同学中三个人姓刘，一个是刘风珍、一个是刘雅娴、一个是刘文玉。为了叫起来方便，就简单称她们为大刘、中刘、小刘。大刘就是刘风珍。
徐昌华同志11月21日号给我提的三点意见：
1、李宗惠这学期工作繁重，学习又很紧张，所以健康情况有些恶化，希望对此给予高度的注意，提出一些具体办法以保证健康。特别是在义务劳动时应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2、对我的要求还不够严格，如开学后我同李宗惠交换意见时，我提到自己的一些缺点：对同学学习关心不够，对时事学习没有足够地予以重视，工作中有些情绪。李宗惠听到后，没有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相反地却强调客观原因过多，对同志的缺点表现了过分的原谅和宽容。
3、对团队工作的希望：除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外，还应更多地结合班级的特点来工作（一般存在的问题和个别同志存在的问题）。这点略嫌不够。
4、即使开玩笑也好，不要当面捧同志，说同志的好话。(如24日晚上，老胡说党支部会上周斌同志和我的发言还不错，小李就笑着向我们鼓掌)因为这会使人变得不谦虚，如果他不十分警惕的话。
11月24晚
随后，我对徐昌华同志的友好建议及时做出了答复：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关于我的身体我会注意到的，我争取好好休息不让病情恶化。关于第二条意见，看起来是我对人的缺点，实质是反映了我由于不能严格的要求而产生的不自觉的共鸣。这只有鞭策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缺欠。第三条意见，很好。我一定尽快的和闵曾瑜同志检查这方面的工作来满足同志们的要求，共同搞好我们的班级工作。关于第四点也和第二点一样流露出我的缺点。
57.11.25.日晚
后来我就备一个本子，挂在宿舍墙上。谁要对我有意见就可以写在我这本子上，我随时都能看。
毕业后的分配
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那个时候就是服从党的安排，向组织效力。我个人提出要去三个地方：要到边疆去、到前线去、到艰苦的环境里去，当时青年是相当的热情。我提出要去内蒙，因为内蒙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求去福建，因为要解放台湾；要求去陕西，因为是内地。三个地方不去：中央机关不去、高等院校不去、科研机关不去。
结果上级首先分配我到外交部，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后来到外交部以后，因为我哥哥是“右派”的问题，把我退了回来。之后我主动表示要去机械部做笔头翻译。北大领导听说此事以后，总支部书记贺剑诚、人事部门负责人李廷举找我谈话，非让我回北大教书。当时外交部一共四个名额：我、周斌、闵曾瑜、蒋秀丽。周斌后来给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做翻译，成了名人。
我怕自己教不好书，误人子弟。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诸如：系主任季羡林、日语老师徐祖正、陈信德、魏敷训、刘振瀛、张京先、孙宗光等，语文老师吴同宝（小如）、历史老师周一良、文艺理论老师王力、政治老师许世华、体育老师林启武等等此类赫赫有名的人物。领导告诉我说：“你去外交部之前学校就准备留你，就是因为他们坚持要你，我们这边才同意放人的。”后来听说外交部要我是打算派我去做驻香港的代表。北大在我上学期间校长是马寅初，教务长是周培源，图书馆馆长是向达，许多系学科的负责人都是著名的学科带头人。西语系主任是冯至，俄语系主任是曹靖华，中文系主任是魏建功，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哲学系有冯友兰……当时学生会主席是胡启立。响当当的我国最高学府，所以，我觉得我是不配留在北大当老师的。最终还是在校方一再督促之下，我怀着激动而荣耀的心情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
七尺讲台，无限天地
我在北大任教期间，最初是在系里工作，我上过本科教学，也上过公外日语。本科教学做过班级辅导员，做过听力课程翁祖雄的助手，因为翁先生是华侨，汉语表达方面需要我辅助他做解释。
最初一次上课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快下课的时候，同学的提问，我没回答上来，一面擦黑板一面出汗，我回过头来非常紧张地说：“我回去想想，问一下其他老师，下次课再回答。”回到宿舍，我的心里很不痛快，坐在床边来回地琢磨着同学的问题。此时，门外有人敲门，进来一看是东北师大来北京大学听课的一位讲师，他是专门来安慰我的，说：“李先生，我看你回答不出来学生的问题，一直冒汗，没关系的，我第一次上课也是一样经常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比你紧张多了。我回家掏口袋要拿烟抽的时候，一摸口袋里面竟然是黑板擦。你还没紧张到我那个地步呢，所有老师都要过这一关的。”
教公共外语即第二外国语，常常被有些本科老师所轻视，不愿意教公外课，根据我的体会其实不然。青年教师在教本科之前最好教一下公外，北京大学日语专业原来是这样做的，从张光佩、郑敬堂、徐昌华，一直到我，都是如此。因为青年教师先教一下公外，可以让他尽快全面地熟悉整个语法系统，而且二外课的学员，一般都学过其他外语，或是其他专业课的高年级同学乃至高材生，并且还有想进一步提高的成年人教师、工作人员这类有工作经验的人。所以学员提的问题可能比本科同学要深，要实际，这对教学与科研都很有帮助，我就是长年教公外出身，多年来一直在基础上下功夫成长起来的。
后来，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就是教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在这里我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通常有些人觉得教外国人汉语很简单，甚至认为连课都不用备。其实不然，外国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水平也是很苛刻的。通过汉语教学，我系统地学习了一遍汉语语法，也学会了现代汉语拼音。小时候学的拼音是另一套。同时从理论上认识了汉语语音、词汇、句法等的规律，这对我日后的日语教学，研究与翻译写作都有一定的帮助。
汉语拼音我是刚学的，可以说是现学现卖，做教师要备课还要查资料，而且还要跟其他的老师沟通，要不然学生提出的问题都答不出来。学习就是更加有动力。另外还要搞科学研究。其实在学生时代我已经开始搞科研，去年一个日本人到中国来考察中国解放后日语教学情况，就曾来过我这里。因为我算是比较熟悉这份工作的人，1954年进入北大，毕业后又一直在高校工作。他说，他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一本54级，也就是1954年我和张正立、俞宜国同学一起编的日语成语集。当时都不注名，就写54级生编，它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着，很有意思，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和同学一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