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公外以后就开始编书，第一部教材是日语教材，在魏敷训老师的指导下，我和徐昌华参加编写的，也没写名字，同样只注明北京大学。好处是拿稿费给自己买了第一个大件，就是熊猫牌的收音机。能用它听广播学习了，当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记得在北大第一次拿薪水是46块钱。46块钱对于当时来说算是不错了，已经够自己生活的，但是毕业后第一个月的薪水我没有拿到，我从第二个月才拿到，可是我也没有提出来。第一个月是我去外交部了，到外交部人家发工资的时间过了，后来人家又不要我了，我又回北大，北大也不知道我在外交部没有拿到薪水，所以就这样错了两边，所以没拿到就没拿到吧，借了二十块钱维持生活。后来基本上每个月留下二十块钱，二十六块钱给家里。当时二十六块钱对于家里来讲，相当重要，二十六块钱就可以养活两口人。那时候每年春节和暑假都要回去两次，哪怕再困难都要买点儿东西，或者自己省着点儿，给父母带回去。
1954年至1962年，我在北大这八年期间，不但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还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创造。这都得益于北大的这些赫赫有名的老师，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严谨、大度、诚恳、谦虚、节俭、亲切、风趣和热情。
辗转到人民大学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所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其间历经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几个主要阶段。人民大学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培育了数代精英，对祖国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已为国家培养人才近17万，4000多名外国留学生曾在人民大学学习。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形成并初步完善了以全日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及成人函授教育为主要办学形式的多学科、多层次、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格局和体系，向着具有自身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1961年我离开北大去筹办语言大学，当时叫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地址暂时设在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对面，也就是现在外国语大学的西院。到了1962年，时过一年，日本留学生也没有来。又恰巧人民大学的一个日语老师要调到南开大学任教，她也是我北大同班同学，她调走后人民大学就没有年轻的日语教师了，有几位日本专家需要翻译，于是我就被调到了人民大学。
其实当时北大给我保留了名额，在我离开北大的时候教务处的处长孟广平答应我，将来我随时可以回北大。因为我从北大离开的初衷是要筹办语言大学的，北大是不放我的。“李宗惠这样的干部不能调出北大，调出之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干部了。”这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崔雄昆写给贺剑城总支书记的条子，告诉东语系领导不能让我离开。虽然我后来还是到了人民大学，但是人们不知道，在我心里北大一直都是我的家。
当时流传的说法是：“北大是理科最高学府,清华是工科最高学府,人民大学是文科最高学府。北大是科学家的摇篮,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人民大学是干部的摇篮。”从校容校貌上看：北大老、清华洋、人民大学土。当时人民大学校园中展现的着装非常朴素,穿打补丁的衣服不仅不尴尬而且光荣,因为人民大学就是要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我当时到人民大学时，人民大学校园确实很土,教室一般化,在平房里的图书馆并不宽敞,学生宿舍只有东风楼、南楼、北楼以及五处、六处的平房,青砖不批档,一片灰暗色调,只有那幢留学生楼有点活气。操场倒不小,但体育器材不多,只有那棵婀娜多姿的松树倒是吸引不少人摄影留念……有人说：北大比老学堂胜筹,清华与洋学府媲美,人民大学丢不了陕北本色。这些都是玩笑话，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在革命中曲折前进
1962年，我到人民大学，作为青年教师，主要担当教师进修班的日语课，之后又开始兼英语专修班的政治辅导员。一起教日语的还有一位中国老师，年纪大点。两位日本人编写教材，还有一位日本老师直接进课堂教书。
当时教育部有个精神，要求教师掌握外语，所以大学老师都在努力攻读外语。很多老师，尤其是人民大学的老师英语基础都比较差，于是很多人选择了日语。除了北大之外，人民大学的日语班在当时是比较强的，是最早开公共外语的，当时自己有能力编写日语教材的大学也不多，人民大学就是其中一个。
1963年我被下放到房山参加“四清”工作。1964年又下放到湖南参加运动。
那个时候，学生也是有很多的时间在工厂劳动，不是完全坐在教室里学习。一些系里的老师我竟然都是在工厂里认识的。我去过的劳动地点相当多，像北京市这几个棉纺厂、针织厂、清河纺织厂、纺织研究所、机床厂等等，很多工厂都去过。当时是要改造知识分子，要跟工人打成一片，要向工人学习，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你要经常观察工人怎么努力劳动，工人怎么艰苦，他们是怎样学习生活，这些都要向他们学习。
文革——人民大学之苦
1966年，中央“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化大革命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郭影秋校长被揪出来以后也是很惨的，这件事还有一段笑话。“文化大革命”开展不久，我也被揪了出来。英语专修班的同学给我贴了不少大字报。我记得非常清楚，1966年的7月29号，郭影秋校长从北京新市委被揪回来批斗。在没揪他回来之前，原定英语专修班是要批斗我的，可是正好把郭影秋揪回来了，批斗我的会就开不成了。最后英语专修班造反派的决定说：“把李宗惠揪到会场去陪斗。”有人说：“让他去陪斗，给他的身份就太高了，不行。”所以那天把我带到大饭厅批斗现场让我坐在下面听。斗郭影秋的时候把他两个手倒起来，让他所谓“坐飞机”，郭影秋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根本站不住，两三个小时后直打哆嗦。造反派就说：“你看他害怕了，有问题吧，你看他直打哆嗦，害怕得!”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大家都是无可奈何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宣布人民大学解散○1，我到江西劳动改造。人民大学为什么解散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是毛主席的指示，别人哪有这个权力。因为毛主席有句话：“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是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这句话非常重要，大学要办，但是我指的是理工大学要办，文科大学是要解散。
在江西劳动期间，本来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师放在江西就不管了，据说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不同意，因为人民大学的老师很多都是老干部，工资比较高，这些人不好安排，地方财政又拿不出来那么多钱，这样我们就回来了。
我是第一批从江西干校调回来的，分配我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北大日语专业的主任卞立强要我去北大，我谢绝了。因为北大是属于“六厂二校”（“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所以我当时不想回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