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郭影秋同志
郭影秋
郭影秋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多年，但是，他的事迹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中，为大家所传颂。在他所工作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云南省等地区，时常能听到人们怀念他的故事。有人说，郭影秋同志的光辉事迹三天三夜讲不完。是的，仅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师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就可以给人们讲上一整天。
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他处理人民大学师生游行一事。
由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大学被停办，解放军某部进驻了人民大学校舍。1979年，人民大学刚刚复校不久，百废待兴，学生上课的教室极度紧张，宿舍严重不足，而且缺少运动场地，连吃饭都没有地方。学生端着饭碗，有的蹲着，有的站着，露餐在院子里。图书馆兼作他用，堂堂的校长办公室都是利用的旧浴室，在里面挑灯办公。老师集中活动使用的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许多教师没有住房，有的借住校外，有的住进临建棚，实在苦不堪言。
郭影秋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拖着病躯拄着拐杖亲自找到了时任解放军代总长的杨勇上将调解，这才让部队腾出了东风楼，可是校舍的很大一部分仍然被部队所占用。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确实难以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师生要求部队“撤出学校、腾退校舍”的呼声十分强烈，几经向上呼吁又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校领导也表示无奈。于是，师生在校内举行了集会游行，部队领导又不出来表态，最后师生走出校门，直奔中南海，来到新华门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请愿，准备向上递交“请愿书”。游行队伍在新华门前等了半天迟迟无人出来理睬，后来从里面走出来一位中年工作人员。问他是什么人，他却没作回答，只是要求将“请愿书”交给他，而且声明他不代表中央。师生们怎肯将“请愿书”递交给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呢？又等了一些时候，仍然是刚才的那位中年工作人员出来，这次他又说他代表中央。这种一时一变脸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师生们极大不满，大家还是不肯将“请愿书”交给他。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要求选出三个代表进去谈，顿时师生们高兴得雀跃起来。可是那位工作人员又坚持说，代表中不准有教师。此言一出，又激起广大师生的不满。结果，派代表又未能成行。此后，再没有人出来理睬游行队伍。大家一看事已至此，终将无果，时间已近晚上6点，下班人群逐渐增多，为了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决定终止请愿回校。
当吋，我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事后听说，从上面传下话来，人大有坏人，主张抓反革命分子。徐禾、胡华等人都被点了名，我也被人揭发。当时，人心惶惶，上上下下议论纷纷。为此，我跑到积水潭医院找到正在住院的郭影秋副校长，向他汇报了这次请愿事件的真实情况。我谈到这次请愿只为让部队撤出人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校，办好大学。这是一次和平请愿，游行队伍非常有秩序、有纪律，不允许任何陌生人插入队伍，没有出现任何暴力现象，在校内没有冲击部队任何部门，在校外没有冲击任何政府机关，也没有喊出任何出格的口号，根本不涉及反党、反军的问题。现在传言要在人大抓反革命分子，广大革命师生难以接受。我也谈到我是如何被学生动员加入游行队伍一起上街的。
郭副校长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脸上呈现出少有的凝重表情。他从病床上坐起身来沉重地说：“这次事件校党委要负全责，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做好师生的思想工作。”随后，他又说：“不能在人大抓人。学校刚刚复校，这件事给人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如再抓人，五年、十年，人大也缓不过气来。”其后，人大校党委按照郭影秋同志的意见，向上级作了深刻的检查，人大才免遭有人被抓的厄运。
众所周知，当时粉碎“四人帮”刚刚结束，邓小平复出不久，“七斗八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云尚未散去，人们还习惯于一有事就认定有坏人捣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那根弦还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之中。军内有人出来讲话要抓反革命分子，主管教育的一位副总理也到处讲话，说“有坏人”。在那种情况下，躺在病榻上、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郭影秋，敢于冒着自己政治生命的风险，不顾个人安危，本着对人大发展负责，本着对广大师生负责，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排除异议，力阻在人大抓人，这是何等不易之事。有的老师听到郭影秋这一段故事时，感慨万分地说：“这才是一位称得上真正负责任的好校长。”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为人民大学曾有过这样一位领导而感到自豪。他是人大的光荣，是人大的骄傲，郭影秋同志留给人大的精神财富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爱护、珍惜与继承。
我们将永志不忘郭影秋同志在人大历史上所写下的光辉一页。
2009年4月22日
记老校长郭影秋同志
小时在家乡，读书在学校，工作在单位，退休在社区……从小到老去过许多乡村，走过很多城市，跑过很多国家，接触到的人成千上万。有的人已经走了，有的人现在还在。我曾试图以数累计，可是怎么数还是数不清，因为有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而有的人却模模糊糊，还有的人已全然忘记。
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并不时让我想起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位日本友人多次来北京想见郭影秋。郭副校长当时生病住在301医院，不宜接待外宾。后经外宾的多次要求，医院方面愿提供条件，可以接待。但出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未能如愿。之后，郭影秋又转往天津医院，当时名为天津反帝医院。万般无奈的日本友人一天突然找到了我，托我将两条中华牌过滤嘴香烟，代他转送给郭副校长，并代为问好。我当时也未多加思索就答应了下来。其后不久，我乘车前往天津也想借机看望一下郭副校长。
那天上午9时许，我随着医护人员轻轻地走进了郭副校长的病房。当我将香烟转递到他的面前时，他的面孔却变得异常严肃，对我说：“宗惠，你怎么能代表我收下外国人的礼品呢？”一听，我那满心的喜悦顿时消失殆尽。停了一会儿，可能他看到我那不自在的表情，接下来说：“既然你替我收下了，那就还礼好了。”并叮嘱我：“回北京以后，先去北京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向他们汇报，一并向他们请示，这样处理是否妥当。”两条香烟竟然弄成这样，又是按价还礼，又是请示汇报。身为原四川省川南署副主任、云南省省长、北京市新市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党的高级干部的郭影秋校长，严于律己到如此地步，连“烟酒不分家”也都一是一、二是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郭副校长的月薪并不高，生活也不富裕。我去他家向凌静同志取30元钱时，凌静同志的第一反应就说：“怎么要那么多钱啊！”
其实，郭影秋严于律己的作风我是早有耳闻。但在此前也仅仅是耳闻而已，这次则是亲眼目睹，而且吃了批评受了告诫，让我有了切实的了解。从天津到北京，还是去时走的那条路，可是一去一回，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来之后，我遵照郭副校长的吩咐，一一办妥。但是，那些天，我一直在思忖，晚上有时也不能安稳入眠，我好像刚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无知，也认识到了郭副校长的磊落与崇高，真正使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能受到人们那般的尊重与推崇。他才是一位真正名符其实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