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果然考入了北京大学日语专业，当时的人们看不起做翻译的，学外语就是替别人说话，做个翻译有什么意思。对日语更是苛刻了，觉得你是给日本人学习。选专业时我也曾报过阿拉伯语，但季老说还是学日语吧！一下子就为我创造了缘分。学习日语以后更是觉得可能今后会去日本的，尽管当时没有邦交，可是民间往来还是有的。政府代表团也好，民间代表团也好，经常到北大来。上大学的时候脑海中闪念过，今后有可能去日本做外交官，果不其然，大学毕业时分配到外交部。可是由于哥哥是“右派分子”，不适宜在外交部工作，就又回北京大学教书。
那时接触日本人很少，看不到日本报纸，听不到日本广播，教材内容陈旧，许多文章又是中译日的文章。对日本的了解是“侵略扩张、实行‘三光’政策，日本人很坏，日本物价昂贵，日本人生活很苦，许多人靠卖血为生，日本没有民主，日本工人总起来反抗罢工，日本社会黑暗，是公害大国，交通秩序不好，车行在大街上都没有停车场”等等，全是些负面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为纲”的弦拉得更紧了，很多从事日本工作的人被打成日本特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放松。
改革开放以后，我又选上调去日本做教育外交官。当时是想将我的人事关系全部调入国家教委，调离人民大学，我不同意。领导说：“你不同意，可能不会选调你。”我说：“我去日本的目的是想了解日本，回来后还想教书，我不能调离人民大学。”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人事关系保留在人民大学。终于圆了我做外交官的梦，去了日本。
“糊涂”外交官
1983年我到中国驻日使馆工作，面对的全然是个陌生的国家，遇到的困难很多，除了会几句日语外，几乎不了解日本人，不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不了解日本社会，不了解日本的文化。刚到日本的时候，简直是个糊涂外交官，所以丧失了很多工作的机会，现在回忆起来也算是很遗憾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总领馆主持一个宴请，选的日子是周六晚上，招待中国留学生的导师，还有中国的专家及部分访华的留学生家长。通常总是一请就来，可是那天来的人很少。后来了解到，因为那天8月15日是盂兰盆节，是祭祖的日子，（盂兰盆节是在日本仅次于元旦的盛大活动，原来是佛教的法式。盂兰盆是“Ullabana”的音译略词，本意是“倒悬之苦”，为了拯救这个苦难而进行的法式。据“盂兰盆经”的解释，说是目连尊者为了拯救陷入饿鬼道的母亲，按照佛教的教义，在阴历7月15日，供奉各种食品为供品，以这个法式救出了母亲。）在这天日本人有不外出吃请的习惯。
有的外交官因为过去在国内根本没吃过西餐，不懂吃西餐的规矩，叉子、刀子的用法完全不知道，吃完的餐巾纸乱放，最终招致日本人的不满，提出意见。
还记得有一位中国画家在日本举行画展，让我替他买些包装纸，做包装用。我自认为选的包装纸很朴素，雅致，卖纸的售货员问我作什么用，他听我一说，立即告诉我不行，原来我买的那是丧事用纸。所幸是被人提醒，如果真的买了回来，做包装纸用，该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这所有的事情深深地教育了我，只会几句日语，不懂日本文化，不懂日本国情是绝对不行的。经过再三碰壁，我深感学习文化的必要。
“乞丐外交官”
在日本我们有个外号叫乞丐外交官。日本人请我们参加活动，我们不敢随便地答应，因为出去是要花钱的。但日本的高消费实在是让人感到很吃力，当然有的外事活动国家给你出钱了，可是不能完全靠国家给钱的，因此工作很难开展。中国的外交官晚上基本都是在使馆里待着，其他的国家外交官到晚上正是进行活动的时候，访问朋友什么的。中国不仅没有钱，而且比较封闭，限制你的行动，做什么都必须得报告。星期一开会的时候要打报告，比如我这周要去哪里访问，批准以后才能去，不批准你就不能出去。那时候连看电视也都是在大厅里集体观看，看完以后各自回去睡觉。
因为条件艰苦，大家把钱都看得很重，甚至一日元都不舍得花。连用剩下的肥皂尾巴都搁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继续使用。我们一般官员挣到7000日元已经是最高的了，而当时在日本光是理发就需要3000日元，相当于我们人民币100多块钱。作为官员的生活条件都没有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好。留学生读剩下的书、不需要的书，我们就找他们要，留学生来看我们的时候还经常给我们带一些东西。
京都万福寺的主持过世（他是日本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请我去参加追悼会，我不敢去，因为没有衣服。追悼会不是说随便穿什么都可以去的。在日本很讲究，需要黑色的西服，黑领带，最起码也得要黑领带。如果我要买条黑领带，得2000块日元，买了以后又不经常用，所以舍不得买。就是这个样子，只能借故不参加。
记得一位日本朋友送我一条领带，我说：“我还有。”他说：“你有几条？”我说：“我还有两条。”他说：“两条领带算什么，日本一个男人起码有几十条领带，如果是有钱人起码每天换一个，几百条领带不成问题的！”当时自己觉得有两条已经觉得算是很多了。
当时讲究买八大件，电视、洗衣机、收录机、照相机这些东西。到日本去的都要存钱买八大件。买东西都到便宜的市场去买，在东京有一个地方，不仅卖电器便宜，还有卖便宜的衣服。但是使馆有一些规定，大使不能到这个地方去买，有失身份。我们就让大使夫人去，到那就是抢，因为便宜。早晨大家开一个使馆的车去了，把车放得远一点。进去见便宜的就抢，后边人抢不到，前面的人就往后扔，让后面的人接着。
那时候携夫人必须有条件：第一得二次出国；第二你必须晋级。晋级成为一等书记官才可以。当时我刚去时是二等书记官，后来我才升到一等书记官。那个时候使馆规定很严，因为经济条件很差。当时都是通过信件跟家人联系。我舍不得给家里打电话，国际长途很贵。我记得有个台湾的同胞，因为他在台湾电话局工作，他一个线接到我爱人的电话，一个线接到日本，就叫我们俩通话，他说省得你自己花钱了。
1987年4月特批我就地变更身份留在日本学习一年，先后在大阪教育大学与大阪市立大学进修。一位日本友人介绍我入东京大学进修，为我已联系妥当，一再劝我离开大阪，进东大对我以后前途如何好，我也知道入东大学习不易，而且能接触到许多知名教授学者，会学到更多的知识。但考虑到从大阪去东京，虽说没有家眷累赘，但家什搬迁太麻烦，就谢绝了他让我去东大的邀请。
友好的日本人
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很好，我给中国人介绍朋友的时候，中国朋友都跟我说：“李先生您的朋友怎么这么好啊。”其实他们对中国都是相当友好的，帮助中国留学生，协助我们做些事情。
京都大学的校长级别相当高，我离开日本的时候他都给我发了电报，表示对我的感谢，为中日两国的教育做出了贡献，为京都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交流做出了贡献。
1986年在大阪大学举行教科文国际会议，请许多国家代表参加，我是应邀人之一，而且安排我讲话。会后举行招待会，大阪大学熊谷校长亲自接待我，并且叫我坐他的车，我是坐使馆的车去的，到那儿以后他一定请我坐他的车子一起到宴会会场。其他国家代表和留学生都大吃一惊，怎么李先生跟校长同坐一辆车，可见待遇相当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