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阪市立大学校长崎山耕作先生，最初是因为我到他学校里去拜访，后来就变成私人朋友。在日本最有名的医院都是大学附属医院，可是日本人生病想住大学附属医院都是进不去的。有个日本人知道我跟大阪市大校长关系比较密切，就来求我。说他的舅舅生病住不进去医院，后来我到他这个舅舅家去看了一下，果然是生病住不进去。我就给崎山先生打个电话，崎山先生问：“真是你的朋友？”我说：“真是我的朋友。”他说：“那好，明天就让他到医院来吧！”第二天病人就住进去了。我还开玩笑：“你们日本人走后门走到我中国人头上来了。”
我一个同事的夫人到日本留学，他想陪读，可是岁数已经超过了。当时我已经不做外交官了，我就给日本法务省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很快就批下来了。所以这个同事到现在都非常感谢我，说：“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中国和日本的礼数是相通的。只要你办事认真，待人诚恳，那别人肯定对你就会慢慢改观的。日本人总体来说比较多疑，最初是不容易相信你的，因为刚接触你的时候怎么会完全相信你呢，其实也是自然的。但是你真心诚意地工作，真心诚意地待人，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就会对你很好，这个我有深深的体会。我跟他们交往就是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日本制造的商品一般是比较好的，日本商人经常讲“论语加算盘”，“论语”就是要仁义、诚实。“加算盘”，就是要有利益，是要在仁义上来经商。
严谨的日本人
日本人做事非常认真，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随研究生听日本专家铃木重岁上课。铃木重岁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女婿，河上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日本共产党员，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后来脱离了共产党。铃木平时对人特别和蔼，可事办起来却严肃认真。记得那次铃木让学员将刚听完的日本广播的内容写下来，其中一个学员因为没听懂写不下来，就交了白卷。铃木专家怎么也不答应，说：“你大学学了四年，难道一个单词，一句话都没听懂吗？听懂多少写多少，听懂一个字写一个字，听懂一个词写一个词，绝不容许交白卷。”这个学员最后被批评哭了，铃木还是不答应，而且要求他说清楚为什么哭，是因为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还是对不起父母，还是由于面子不好看而哭。最后，这个学员承认错误，保证今后按导师的要求做，才算罢休。从这里我深深感到日本人的认真精神，一就是一，二是二，做事要一丝不苟，不可马虎行事。
再有，我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日语专业负责人期间。外国专家局通知在某个周六，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日本画展，如果日本专家想去就让我们派人去专家局办公室取票。但是考虑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它在东郊，外国专家局在西郊，相距较远，于是我们与专家局方面商量后，决定由我们通知学校日本专家，他们想去就请专家局同志周六那天在车上把票给他们。但到星期一，日本专家久保田瑛子一到学校就找我，向我提出抗议：一、为什么不事先把票送给她，而是在车上发。日本人的习惯是接到请柬才能去，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票，而且只有自己上了车才拿到票，有失面子。二、事先没告诉她是东山魁夷○1的画展，只知道是画展，自己以为是儿童画展，穿着普通服装去的。她说那天日本大使馆的公使夫人也去了，人家都穿得得体，自己显得很失礼，很没面子。这事让我再度体会到日本人对礼仪的注重。
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纪念诸桥辙次夫博士诞辰120周年暨北京市第二届日汉双语辞书学术研讨会”的时候，会后集体合影留念的位置排得不够好，本来该站到前面去的人，没有照顾到。日方人员就此表示不满，认为主持人没尽到责任。并且对我说，如果在日本这个主持人可能会被革职。这两件事，同样可以看出来，日本人做事要求严谨，一定要到位，丁是丁，卯是卯，而不是差不多行了。日本人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正是我们缺少的，有人说我做事较真，这大概也是经常和日本人打交道，受他们的影响所致吧！
追求上进的日本人
在人大工作期间，我不但是日语专业的负责人，还身兼英语专修班的政治辅导员一职，一边做行政工作一边教学。当时人大有一位日本专家，叫坪井佐奈枝。坪井先生除了给本科学员上课之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指导中国的日语老师提高教课水平，给大家上课及答疑。我因为有行政事务在身，不能按时去听课或答疑，她希望我不要忘记日语的学习与提高。我告诉她，我有空就学习的。她说：“不是有时间就学习，而是要挤时间学习。”坪井的话与我讲的只是一字之差，但思想程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有等的思想，而日本人则是争取创造的精神，这给了我很大教训。这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1来中国访问时，在孔子故里曲阜，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温故知新”，改成“温故创新”是一个道理。日本人的追求向上的精神很是值得我们学习。
我与日本警察
1983年至1988年在我做外交官期间，经常与日本警察打交道。大使馆教育处是设在港区南麻布4－5－30的大使馆别馆，距使馆步行15分钟。别馆是一栋三层小楼，一层是食堂，二层是招待所，三层是教育处。现在那里已全然改成使馆公寓，使馆教育处已移至江东区平野2－2－9。
还记得1983年我去日本赴任。刚出机场，日本警察就走上来采访我，问我来日后会不会感到寂寞等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门口，每天昼夜24小时都有日本警察站岗执勤。来人造访使馆，日本警察都要进行盘查，中国人来使馆办事都被要求亮出“签证”或“登录证”。中国人称之为“护身符”，因为中国人外出很有可能在路上遇到警察查寻，没带“登录证”，就可能被带到警察署。
一般外交官出去车上是不插国旗的，如果有要事或遇到紧急情况插上国旗，路上就会有警察为你开道，保证车辆顺利通过。日本的交警并不多，路上很少能看到，只有当天有公众活动时，警察数量才会倍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治安和查寻车辆被盗，甚至到公众场所逐辆查看自行车是否有被盗情况。
我们外交官平常的外出是有严格的限制的。离开东京都要通报给日本外务省，到哪里去都有日本便衣警察跟随，哪怕去机场迎接送行，日本便衣警察也要跟着，通常是两名警察。譬如说到京都，进入京都后就由京都警察负责。虽说是便衣，因为经常跟随，我们也都认识了，即使到了外地也一眼能看出是便衣。
其实他们便衣也是好辛苦的。1985年某一个周日，我乘坐电车去神户购买旧书，日本便衣也随同我一路乘坐电车。中途换乘，在站台等车时，我在站台漫步，我向前走他往后走，我向后走他向前走。我后来就直接跟他打招呼，请他作向导带着我去神户书市。在车上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敢讲，我问他大学在哪儿读的，他也不敢讲。我说你们自称是自由国家，可你们并不自由。他承认他们纪律很严，我说你问我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后来我问他，你结婚了吗？他说没有，因为警察工作很忙，没时间搞对象。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位中国姑娘吧！你会中文吗？他说，不会。下车之后，我大步快速赶往书市，可是身为日本警察的便衣都跟不上我的步子。我看他在我身后有点气喘吁吁，于是我就放慢了脚步。他走上前来问我，你是经过什么训练，走得这么快。其实，这都是我小时候苦读书每天披星戴月跑路打下的基础。他看我真的是到神户书市购书时，过了一会他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