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
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章
最早当老师的日子
1951年以后，全国范围开展了扫盲运动。作为陈塘庄的知识分子，我责无旁贷地当上了扫盲教师。速成识字班有三名教师，校长是上级委派的，三名教师中我的报酬最高。我是每周一、三、五晚上有课，下午４点半放学就要赶往扫盲班，晚上从7点到10点，一次就收入9斤小米，一周就是27斤小米，这在当时是笔不菲的收入，我全都交给了家里。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有时还要去天津业余学院进修。有时候去徐家鞋铺为村民读报，从这些活动中我不仅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还让我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工农大众。
这就是我的年少时光，和所有人都一样，有快乐有悲伤，而更多的则是来自那个年代生活的艰辛和磨练。伴着儿时那些乡土的淳朴，春夏秋冬一年一年地过，我也一天天地长大。每每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我总禁不住要感叹当今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孩子们都能在和平年代幸福地成长，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不过，我也感谢那个不安定的年代给我带来的感悟，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也体会了生存的幸运，更使我珍惜得之不易的一切。
揭榜之日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八年当中，我以身为一名北大人而无比骄傲，如今我已离开母校多年，但是一直心系北大，因为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记忆，北大是我心中一直眷恋不舍的家。
195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那时候发录取通知书跟现在不一样，因为通知书邮寄到考生手上很慢，录取院校就把录取名单首先刊登在当地报纸上，所以都要到天津市中心的邮局去买报纸。
年轻时期的照片
发榜那天早上我很早就跑到邮局门口排队，门一开就立刻冲进去，由于紧张过度，第一遍没都没看到自己的名字，只见旁边考上了北大的同学欢喜雀跃，有的人还被周围的同学举了起来，非常激动人心。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沮丧地退出人群。等到了马路对面，我再打开报纸慢慢的看，哎呀，有啊！我这才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以前我的名字已在报刊上刊登过几次，但唯独这次印在北京大学录取名单上让我最高兴、最激动。我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热泪，跑回家向父母报告，这对我们家来说是最大的喜讯。
两三天后我接到了正式的通知书，内容除了说明我已正式被录取外，其中还特别指出：“赴校路费自行筹措，如你家境确实穷苦无力筹足路费，可按照原考区招生机构规定之新生赴校报到路费补助办法，请求补助。”这表明当时对连赴校路费都无法解决的穷苦学生，是可以按有关规定请求补助的。该通知书还规定，要携带下列物件：1、准考证；2、学历证件；3、户口迁移证；4、在职青年须携带服务机关离职证明文件；5、原在中学有助学金者，须携带原校助学金证明；6、家庭经济困难欲申请学习补助费者，须取得原居住地区区政府的清寒证明文件；7、正面半身脱帽照片4张。那时的物质条件比较差，录取通知书不仅纸张质量差，而且纸张也小，长宽只有25×18公分，而信封更小，长宽只有16×8公分，仅仅能放进一张百元人民币，看起来十分窄小，并且都是用平信投递的。
整理行囊
接下来父母就为我置办行装，准备送我去北京了。
记得当时一个人第一次坐火车来北京，买了一个柳条编织的包，一个脸盆、一块香皂、一块肥皂，还有牙膏、牙刷和碗筷，带上了几本书，背着被子和几件衣服，特大的旅行包里面装的被褥还有棉袄。现在看起来这些东西都不像样了，可是在那时候就很了不起了。
应该是9月1号正式开学，我8月初就去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中，还有北大东语系的通知，要求我提前报到。我们这批提前报到生，是为了帮助老生做接待新生的工作的。
虽然从天津到北京只有短短的路程，但是我当时的心情却是焦急难耐的，恨不得能更快一些飞进这让我向往已久的最高学府，更早一些看到这个让我从此之后都一直眷恋的家。
北大之初印象
1954年的老北京站，就是前门火车站，大学新生接待点就设在那里。我在车站西边看见了北京大学的校旗，背着行李走近，却胆怯得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北大新生。好在一位同学主动迎上来，我才掏出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他们接过我的行李放到大汽车上，我终于坐上敞蓬大卡车来到了北京大学。那时候的北京还很荒凉，东直门那儿还有城墙。
1954 年的北京城
北大的校园让人感觉特别干净，就像是个大花园。季羡林先生给我讲，全国有三所大学是可以和北大媲美的：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再有一个就是武汉大学。而且也都以风景秀丽著称。
北京大学的西门，只是一个有着三开朱红色大门的建筑。它坐落在颐和园路那条绿树成荫的马路上，面积不算大，高度也不过七八米，风格古朴典雅，有着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但就是在这三开大门的背后，诞生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多的“第一”和“之最”。这所原名京师大学堂的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汇集着中国最多的院士、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北大西门
未来之路
走进北大校门，在我们下榻的宿舍区迎面挂着一幅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未来的红色翻译家”，“红色翻译家”是个多么催人奋进的口号！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自己有了奋斗的目的，我的未来就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在整个大学期间“红色翻译家”这五个大字都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向前。
到了北大以后就很郑重地办理了入学手续，发给一个准住证：“经准李宗惠同学住进二斋，请接待。”我就拿着这个条子到二斋报到，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都叫斋。从第一斋到第十二斋都是二层筒子楼，一层楼分成三隔断，每个隔断住８个人，一层住２４个人。其他斋是正式楼房，每间住６人到８人不等。（现在北大的电教馆一带就是原来第一斋到第十二斋的地址。）当时，还给我们一人发一个大瓷碗、一双筷子。
北大旧宿舍
自此，我便戴上了北京大学的白底红字的校徽。这让我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尽管当时已经解放，但是这段话一直是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奋进号角！
校长马寅初
马寅初校长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历经了三个时代，跨越两个世纪，既是教育家，又是经济学家。马校长在“五四运动”时就是北大的教务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马老冒死斥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发国难财，即使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软禁和迫害，也不改初衷，仗义执言。他的这一爱国行动实在令人钦佩，当时的舆论界对马老的评价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