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的全校“欢迎新同学大会”上，我们有幸见到了马寅初校长。当校领导们进入大饭厅的时候，同学们都热烈鼓掌。我欠起身子看到西边的台上，有位个儿不高，红光满面的慈祥老人向同学们招手，这就是我心中崇敬的马老。马校长是淅江口音，我虽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的讲话却不断引起同学们的笑声和掌声。我只听懂马老自称“兄弟”，像和同学们平等谈心，好像是祝福和希望我们如何好好学习，不辜负国家的希望，说北大的学生都是栋梁之材，“兄弟今天就说这几句话。”最后一句我倒是听清楚了。马老讲完向同学们鞠躬，大家欢腾了，全场掌声雷动。马老接着向同学们一一介绍北大著名的教授、专家。我记得当时见到的还有副校长汤用彤、教务长周培源……
50年代中期，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自然增长率激增。就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注意到人口问题时，我们的马校长就首先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关于节制人口问题的提案，这就是所谓的“新人口论”。马老就因这一理论而遭到无理的批判。面对批判和讨伐，马寅初公开表态：“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
据说马校长在1954年那会儿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必须保证我的学生每天要吃上二两肉。”所以我们每顿饭都是荤素搭配，两大盘菜，十个人一桌，有馒头也有米饭。马老的初衷是好的，无非是尽可能的为学生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让学生们有体力、有精力去好好学习，但是这种善意的想法在实行过程却不能按照他预期的方向发展。在我看来供给制○4虽好，但是相比它造成的浪费，更让人心痛，比如说：有些学生拿馒头总是多拿几个，其实他根本就吃不完，最后就丢掉了；有些学生吃鸡蛋炒饭的时候，就“砂里淘金”专门挑鸡蛋吃；有的学生在喝汤的时候只捞稠的，或者专门撇上面的油……大家都想吃点儿好的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意糟蹋粮食是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无论如何都看不下去的。
马寅初校长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60多年，桃李满天下。解放后，他热心于教育事业，一再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他维护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那种不要党领导的错误思潮曾据理批驳。当他再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时，他笑着说：“具有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今后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化做出新贡献。”
系主任季羡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一些老者在校园里漫步的景象，这些都是可被尊称为“先生”的人。王力先生戴着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笑眯眯的走在路上，睿智的脑门油光发亮；宗白华先生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小老头儿，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则是个瘦高个子，飞快的骑着自行车，一路风风火火的。
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见到季羡林○1先生，是在他召集同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大学者，就知道是系主任。因为在来北京之前只知道要学习的是东方语言文学，就理所应当的认为是学日语。结果填报志愿后，季先生发现报阿拉伯语的人非常少，他就希望大家能改报阿拉伯语系。阿拉伯语很难学，写字用左手从左往右写，发音方法类似法语，要用小舌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说：“那我就去学吧。”可是季先生看到我以后，说：“你还是说日语比较好！”于是我又报了日语专业。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个子比较矮的缘故吧，比较像日本人。我们班一共20人，8名来自上海，7名来自北京，5名来自天津。
季羡林
毕业以后我留校工作，和季先生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他会时常分享一些工作经验给大家。有次他去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回来以后介绍开会的情况。等介绍完毕却受到批评，原因是组织说他有反苏的倾向。因为在他的介绍中有提到：苏联的个人崇拜很严重，格鲁吉亚人喜欢中国，甚至想脱离苏联加入中国。其实，这都是他的亲身感受，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不允许的。
后来我调到了人民大学工作，刚好北大正在编写日语教材，因此季先生组织的会议也要我去参加。记得那次我下午还有课，发言后就急着离开。季先生亲自把我从二楼送到一楼门口，说：“如果有时间就常回家看看。”我顿时觉得受宠若惊，要知道季羡林教授是多么的有威望啊。
季老一生为人耿直，讲真话，是一位极富有正义感的学者。我记得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反对把胡适打成“反共分子”的人。季老说胡适只是怀疑共产党。因为，在教授会上，有人告诉胡适，共产党希望他留下。胡适只是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没有任何辱骂共产党的言论。
我到了日本以后，有一次季先生来日本访问，见到我说：“宗惠啊，我现在身上有一百多个头衔，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是什么都要往我身上加啊！让我当这个单位的委员，当那个主任，我可是搞学问的啊。如果你要写文章给我啊！我帮你推荐，我帮你发表啊！”季老之所以这样讲，可能是由于我在北大期间写过一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会”一文，曾得到过他的赞赏。另外，在外文楼东语系板报上，我填写过一首词《鹧鹄天》也受到过夸奖。但是非常遗憾，我不知上进没能如他的愿，这也让我内心一直感到非常得愧疚。
艰苦的学习生活
当时，我一个新生，还不能适应大学生活，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学习。因为大学的学习跟高中是不一样的，老师上完课就走，课下就要靠自己了。老师讲课我们就在下面记，老师也没有完整的教材。那时是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
于是我特别地留意观察老同学，看他们是如何学习的。晚上，看人家去图书馆，我也跟在后面进了图书馆。人家一进去就有了座，我找了半天找不着座，看见有人在图书馆走廊里站着看书，我也模仿人家站在走廊看书。一位眼尖的老同学一眼就看出我是新生，走上前来对我说：“你是新同学吧？新同学还是回宿舍读书好啦。”我带着诧异的眼光看着他：为什么不让我到这儿来读书。当然我不敢说，小孩哪敢讲啊！他可能从神情中看出我的疑问，接着说：“因为你们是初学，不必要看参考书，我们是高年级，到这儿来是看参考书的。你们新生还不需要来图书馆查阅资料，先把老师课上讲的好好消化就够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于是乖乖回到了宿舍。
学习，学习，再学习！拼命，拼命，再拼命！除了按时上课，每周有周计划，每天有日计划，几点至几点做什么，学习，复习哪门课，什么时间自由活动与人谈话(因为团干部要联系群众)，都订在计划之中。晚上十点半熄灯，想继续学习可以去哲学楼读书，哲学楼是夜读教室。但是，我通常都假装大便，把小门一关，在里边看书，有来上厕所的同学，我就故意咳嗽一声，表示有人，别关灯。当时连中午也不休息。同屋老同学就提醒过我，这样拼命学习，大学四年扛下不来的：“一年生病，二年抱痰盂，三年进棺材。”
果不其然，1955年3月8日，上午十一点刚上完体育课，到校医院检查身体，经X光透视，大夫宣布我患上了肺结核。这一惊天霹雳的消息，顿时让我落下泪来。我们班20个同学，4人被查出是肺结核，而以我最重，双肺都有。根据学校规定均属于健康不合格，但不知何故2人勒令退学，2人留下继续学习，我就是被留下继续学习的其中１名。由于我有病在身，减免劳动，减免社会工作，随堂听课，课后回校医院住院治疗。在领导的关心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重新调整了学习计划，开始注意休息，适度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学校不给我社会工作，我就自己跑到校外成府地区将理发店、粮店、菜店、自行车铺的人员组织起来，每天早晨用一个小时教他们读书识字，帮助他们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