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住了一年以后，学校又让我们住进了单独的宿舍。反正那个楼里面有二十多个人，男男女女，都是肺结核病患。我还是比较有韧劲的，后来我身体稍微好了一点就参加诗社。我曾经被选上做广播员，但是领导没有让我去。我还是北大校刊的通讯员，各个系地到处跑，在北大校刊上经常有我写的报导，写稿校刊也给稿费，用它来添补生活。
由于我采取了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以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对待病魔，约摸一年左右的时间，我的结核病就奇迹般地好了。
我与骆为龙（中）、曾民族（右）在东京街头
“学习要有计划，生活要有规律。”这还是从老同学那儿学来的。当时比我大两届的学长骆为龙，他是东语系团总支书记。有一次，我想找他谈谈，他就把他订的周计划给我，让我看什么时间没有安排有空就写上好了，到时间去找他。我一看他的计划订得非常好，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复习、什么时间上课、什么时间锻炼身体、什么时间开会，都一一写得很清楚。他是从总参调来学习的，是我们东语系典型的三好生，是我们全系同学的表率。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他不同于一般人，将来一定是能做大事的人。是的，他后来作为《北京日报》驻日本的记者，并任该报东京记者站站长。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高级记者，还曾获得亚洲名记者奖。回国后，出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遗憾的是他后来半身不遂，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但是病后还一直勤奋著书，2008年与夫人陈耐轩翻译出版了《恶魔的饱食》，揭秘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的三卷集。
丰富的社团活动
北京大学是青年人最向往的大学之一，考上北大的人都十分珍惜这一时光。毛主席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动员了广大青年学生争做三好生，每个学生不但努力学习，还积极锻炼身体，参加体育活动，要实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于是各个班级都涌现了争做三好集体的热潮。
大学时代合影
每个同学都得参加社会活动、学生会的工作，我印象最深的是社团文化活动。那时学生成立的社团有北大诗社、京剧社、美术社、合唱团、体操队、足球队等等。
当时我参加了诗社，诗社经常举行报告会，我曾听过田间、贺敬之、李季、公木、沙鸥、牛汉、蓝曼、余振等先生的报告。这些活动大多在阶梯大教室或小礼堂举行。参加的学生很多，气氛很热烈。那时，诗社还出版了油印的《北大诗刊》。
北大京剧社也是有吸引力的社团。他们曾请专业的演员进行辅导教学。
合唱团也是十分活跃的社团之一。他们经常举行中外音乐欣赏会、讲座等。我们系的刘信和东语系的王使华等都是该团的积极分子。后来他们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生合唱团，在音乐家秋里的指挥下参加过演出。
学校里还经常举行名人作报告、讲演。作家丁玲曾来校讲演，题目是《婚姻恋爱问题》。陈毅副总理、外贸部长雷任民、农业部长廖鲁言、外交部长乔冠华等也曾先后应邀来校给学生做过报告。
学校又经常举行音乐会演出，我们曾欣赏过钢琴家傅聪的钢琴演出。记得那是他在国外得奖后首次在国内演出。我们还欣赏了小提琴演奏家杨秉孙的演奏会，听过顾圣婴的钢琴演出。
那个时候我还喜欢看话剧。《不能走这条路》、《蔡文姬》、《骆驼祥子》都是在首都剧场演的。大学时代，我也上台演过话剧，有一次我参加的是反映“右派”怎么到处煽动闹事的话剧，在北大礼堂里公演过，我的搭档是陈耐轩，我演里面的小周。
在北大还经常看电影，五分钱一张票，大家都坐在大操场上看。
后来我从第二斋被调到和研究生们一起住。就是因为三好生除了学习好、身体好，还要积极参加文娱活动，唱歌，跳舞等。我一个乡下来的孩子，什么都不会，于是为了集体的荣誉开始学习打扑克，这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也算一门不大不小的课程。一个读研究生的学长叫刘安武，我就跟他学习如何打扑克，他是来自湖南大学中文系的调干生，是季羡林的得意弟子。他教我怎么摸牌，怎么出牌，教我两个人怎么打扑克牌。自那以后，我学会了打扑克牌。
遇见周总理
1954年我到北大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问中国。周总理去机场迎接，我们北大的一些学生也去了。那时候的机场是在南苑的军用机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位久仰的伟大革命家，心情非常激动。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想能看得清楚一点，希望尽量往前挤一挤。周总理走到了我们的身边，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的，鼓励我们注意身体、努力学习。当时，秋风吹得略有寒意，随从人员过来给周总理披上了一件黑呢子大衣。此时，飞机已在上空盘旋，准备降落，然后他就坐上敞篷车去迎接了，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1954 年国庆大阅兵
1954年，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获得初步的提高和改善，中国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合作关系也日益增进。这一年，全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国庆阅兵，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6次国庆阅兵，按照规定，举行了“逢五小庆”的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那一天北大非常热闹，我们从清华园坐专列火车到西直门，然后从西直门再到沙滩路集合，“北大红楼”○1就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们都在“北大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那里等着，九点多钟开始出发去天安门。那时天安门不像现在这么的严，群众可以自由的穿越，我们北大都是在第一排，靠近主席台。在国庆观礼台上，胸前挂满勋章的志愿军英雄们接受了受阅官兵的郑重礼敬。晚上所有人都去参加狂欢，大家都在跳舞，非常高兴。那年我正好18岁。
北大红楼
纪念那些纯真的年代
一个国家的诞生，需要洋溢着激情，更需要鲜活的英雄。红色英雄，就是那一代年轻人的偶像。年轻人是未来的象征。1949年新中国站起来了，带着希望和忧患向前迈进。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为国献身”是最富有感召力的口号。于是，电影里、小说里、诗歌里都尽情地讴歌英雄人物。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邱少云和黄继光都迅速地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偶像。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广为传颂。各地纷纷邀请志愿军英雄做报告，其中我听到过女英雄解秀梅在朝鲜前线如何救助伤员的感人事迹报告。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青年人的心，极大地激励了青年人的奋发向上精神。
1957年，党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以便党改进工作。这一号召得到全国的巨大反响。1955年就是“整风”，1956年“反右”，1957年“向党交心”，“插红旗拔白旗”，向科学进军，定下未来的志向。向党交心要互相贴大字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给我贴大字报，到现在我还留有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