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说到我外公家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我们去上海以后，很快，我外婆带着我的小姨也投奔了我们，来到了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这时所有的家人，加上外婆和小姨一共九口人，都要靠我父亲来养活，家里的负担可想而知。我父亲只是一个销售员，工厂不景气，收入微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再继续上学，就去当学徒，以此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那年我刚上初二没多久，也就是1946年。
回忆我的小学
我是一直到1940年才上的小学，那时的我9岁，已经是一个少年了。所以，一开始我父亲就直接给我报了小学二年级。施礼明这个名字就是上学的时候才起的，后面的两个弟弟，叫礼元和礼奎，我的小名叫阿龙，大弟弟叫小龙，小弟弟叫咪龙。
我上的小学叫万竹小学，现上海市实验小学，我的小孙子2010年也上了这个小学。上学之前我基本上是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没有看多少书，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爱好。上学之后学习大概是在中等水平，不是优秀，基本上可以跟上，平平淡淡的，当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的 目标。
学校就是上语文、数学、体育这些基本课，没有太特殊的课程。学校没有因战争而受到影响，显得异常的平静。至于体育课做些什么，我已没有印象了。我都是自己学习，自己处理个人的事情。也正是如此，锻炼了我的自立能力，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困难”二字的含义。
那时候上学，学校对学生基本没什么要求，由于我已经九岁了，在父亲的一再请求下，我才直接上了二年级。虽然在这以前我从没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但后来几年的学习，我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反倒让我觉得依旧那么自在，一路便毫不费力地跟了上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从1941年起，我们开始学日语了。
1941年的上海是“孤岛”的后期。当时，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占领，只保留了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最后的两块“孤岛”。
战争使老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上海有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生活无着落，饱受日军的欺压，但我家里因为妇女孩子多，总算平安无事。
我们住在上海的南市，出了中华路，外面就是租界了。从南市进租界就要过“门槛”，日本人要检查，要查看身份证等证件。
我们在上海的家靠近老城隍庙，起初一家人住在一个三层的阁楼里面，非常的拥挤，阁楼里面有一个小隔断，我跟我的小姨住在小隔断里面，父亲他们住在隔断的外面。这是复兴东路松雪街90弄1号，后来搬到3号，住的是一个客厅，面积约二十来平米，还有一个小天井。当时家中已有8口人，根本住不下，因为房子层高较高，父亲就在上面搭了一个带台阶的阁楼，外婆睡台阶下，孩子们都睡在上面大平台上，好像一个大通铺，这一阁楼至今还保留着。
小学时，学校会偶尔组织郊游，过去叫远足。一般早上出去，中午不回来吃饭，买点心吃就可以了。但那个时候家里很困难，我只能买几块饼干充饥，所以童年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苦。至于玩具之类的东西，从没有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出现过，只是在上海玩过一段时间的滚铁环和打陀螺（也叫打不死）。陀螺是用木头削的，圆锥形，再做一个长长的鞭子，来抽打陀螺，让它转动起来。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玩，比赛看谁的陀螺转动的时间更长。
放弃•短暂的初中生活
上了五年小学我就到了德润中学。那个时候也没有考试，想上就上，还算比较自由，只要你交了学费就行了。遗憾的是，小学的老师未有一人能给我留下印象，现在想想，一直很困惑。只是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们挺好，我和同学还去过他家。那位老师比较喜欢我，还经常请我们一起到他家去玩。
上学的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仍然比较困难，可以说是前吃后空。我上初一时就有了大妹妹、二妹妹、大弟弟、小弟弟。这样一来，家里的经济负担就更加沉重，生活也更加困难。
我清楚地记得1946年，由于家庭经济的压力，我上完初一，初二没上几天就退学了，准备找工作，挣钱养活自己。
不灭的印记
透过历史的滚滚烟尘，让我感到无论是中国还是上海，都是极不寻常的、方生未死的年代：战火纷飞，时局动荡，强暴逞凶，人民觉醒。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希望与沉沦，无时无刻不在冲撞、搏击、嬗变、交锋，你死我活，相互渗透，相互消长。古老的中华民族，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在经历着一次空前未有的血与火的大洗礼。
1945年也就是上海光复之前，满目都是日本人。在上海，除了日本军人外，还有大批日本侨民，有的经商，有的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日本人控制了铁路、交通、邮政、银行等单位。不仅上层由日本人把持着，连一般职员也用日本人。日本人在上海一般也都是随意占民房住，不花钱，还能住好房。日本侨民收入高，再加上住房也是占用当地民房，生活当然好。在街上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穿得花枝招展的日本妇女在嬉笑、在闲逛，很自在。相比之下，多少中国人丢失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在极其贫困的生活中挣扎着。我家经济情况就很差，生活相当困难，但在当时的上海还算中下水平，比我家还困难的大有人在。当工人或卖苦力的、没有固定收入的，当然更困难了。
当时日军在上海经常戒严，过日军的岗卡时总是提心吊胆，不知是什么遭遇在等待着自 己。我家住在日本的控制区，就是现在的黄浦区、城隍庙那一块儿，旁边隔了马路就是租界，总有日本人站岗，过往都要查看“良民证”，小孩没有就跟着大人。百姓过的时候都是心惊胆战，连头都不敢抬，说不准还会遭他们一顿乱骂，甚至有可能遭到毒打。那时，我们对日本人真是仇恨有加。
直到1945年上海光复，老百姓的生活才慢慢得以平静，但沦陷时林林总总的景象，在我心中是永远抹不掉的。
三个月的基础训练
1946年年底，刚刚上初二的我，得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作为长子，为了减轻父亲肩上的担子，也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尽点责任，我义无反顾地去了一个厂子，当起了学徒工。
刚去这个厂子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合不合适，只是觉得工厂条件不错，生活也不错，再加上厂子里的宁波人很多，于是就去了。虽然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我心中并无反感，内心一直很平静。
那个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特别多。宁波人在上海大概就从事三种职业，裁缝、厨师和机械工人，而当工人的最多。我堂叔，还有介绍我进厂的堂叔的亲戚，也都是从宁波过来的，并且一直从事着机械工人这样一种职业。
去之前我对工厂上班不是太了解，也没有去看过。但看过周围人家的学徒工是怎样做活的，进到小工厂师傅如何带徒弟，徒弟干什么活，我心里都有数。去了工厂以后，觉得这个工厂还不错，前景很好，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生怕被辞退了。
工厂的名字叫新星机器厂，当时去的人，也大都是因家庭条件所迫。这是上海一个比较特殊的厂子，那个时候进这个厂子需要有人介绍，我就是经过堂叔的亲戚介绍才进去的。他亲戚是一个老工人，进这个厂子已很长时间了，所以靠这层关系，我才得以顺利进入这个厂子，机会真是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