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离开宁波
从1931年到1937年底，我的世界里只有镇海、宁波，从不曾知道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童年的我，根本不懂得亡国是什么概念，那时候，只知大家都是很恨日本人的。因为日伪在宁波修路，我们总会被拉去做苦力，虽然未必很累，回家母亲还会给我做好吃的，有时候甚至还有鱼吃，但仍觉得愤愤不平。从那个时候起，憎恨日本人，便如一粒种子，在我懵懂的幼小心灵里开始生了根、萌了芽。
在宁波的生活，有苦有甜。我和母亲靠着父亲寄回来的一点钱加上一点微薄的房租收入生活。1937年，如噩梦一般，我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不知得了什么怪病，先后离开了我们。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很短暂的事。从此就剩我和母亲俩人相依为命。那段日子，我害怕极了，到了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总是黏着母亲。
对于母亲来说，弟弟、妹妹的离开犹如晴天霹雳。我和母亲的生活顿时变得更加窘迫。母亲害怕还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而且我们生活基本没有了来源，父亲也不能定时的给我们寄钱回来，我们没有办法，父亲跟母亲两地分居也不是一个事，宁波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所以母亲做了决定，带着我离开宁波前往上海，和父亲一起生活。
当时要去上海，需要办张身份证件，所以和母亲去照了相。我还记得，我是和母亲站在一起合拍的，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
那时候的宁波市是什么状况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和母亲拍完照，领了身份证之类的东西，随身携带就可以了。
从我家怎么去的港口已记得不太清楚了，那个时候从宁波去上海只有轮船。等一切事情都办妥，大约在1937年年底还是1938年年初的时候，我和母亲离开了宁波，前往上海跟父亲团聚了。
小时候在宁波也没有什么朋友，经常一起砍柴的同伴也都想不起来了，印象已经模糊了。
回忆我的家乡
2006年的时候我回过老家宁波一次，一切都改变了，也少了当年的泥土气息，多了一些繁华。以前的田地都盖起了房子，我家的一些房子也被拆掉盖了新房，我们的宅基地也已没有了。
家门前不远处的池塘也变小了不少。我记得小时候还是很大的，如今跟水坑一样。后面有一条小河，小河上面有一座桥，叫渡驾桥。我生活的村庄就是以这座桥命名的，叫宁波镇海渡驾桥村。如今，这座桥还在，下边还是那条一去不复返的河流，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唯独这座桥没有变，还有那个亘古未变的名字——渡驾桥。
虽然我家的周围既有池塘又有河流，但总没游泳过，只是时常会去叉鱼、钓鱼。也许这些事给我平淡苦涩的童年添了一抹色彩，那些和我有共同钓鱼经历的小伙伴，我却没有深刻地记在脑海里，这对于我来说也算是比较失落的一件事。
初到上海的三年
和母亲离开宁波，当地的房子就借给别人了。我的大姨、姨夫因为没了工作，解放以后就回到宁波，住进了我们的房子。后来，房子遭遇搬迁，至于是卖掉还是怎么的，后来全凭他们去处理，我们就没管了。
去上海之前，这个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城市我也曾梦寐以求过。偶尔闲下来，我就会发呆，痴痴地想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到上海。当我踏上上海的第一寸土地时，不禁热血沸腾。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竟让我产生了一种毫无来由的飘飘然。为此，我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努力地追求着每个梦 想，哪怕是白日梦。
家人团聚的生活来之不易，母亲很能勤俭吃苦，她时刻想着怎么来维持这个好不容易聚起来的家。但家里只有父亲一人赚钱，而且钱由父亲自己管着，即便母亲把每次花费都列了明细，而且每次都要父亲过目，但是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初到上海，我并没有马上开始上学。当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能猜得出大概还是因为学费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整天缠着父母要送我去学校，故意装出一副上学这件事好像与我无关的样子。这才使我懂得了，求学的来之不易，才有了我后来那么努力地去学习的过程。
在上海没上学的那段时间，现在已记不起是如何度过的了。也许人对很久远的事，能记住的往往只是那些大喜大悲，而对平淡无奇却总是悄然忘记。
我七岁到上海，一直到九岁才开始上学。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也许两年并不算长，但现在回头想想，那是很漫长的两年，惋惜之心油然而生。
漫长的两年中，曾经有一段日子，我已记不清具体年月，我跟父亲一起做了一个小买卖，专门卖油炸的黏糕。黏糕是用糯米先压成一团一团像豆腐一样，然后切成一片一片，放在油里炸。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和父亲推着小车到外面摆摊去了。我拉风箱，父亲负责制作加叫卖，就这样维持着那段难熬的岁月。上天好像并不眷顾我们，因为没生意，我们没做多久就被迫停止了，这样父亲就又回到以前的工厂去上班了。
可以说“教育”二字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很奢侈，也很陌生。九岁之前我没有正式进入学堂读过书，当然也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在为人处事上，由于受母亲的影响较大，我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唯独在文化知识方面给我留下了遗憾。小时候，我连本像样的书都没有看过，终究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所限。
在上海这一段时间，母亲又生了六个孩子，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家里这么多人，只靠我父亲一个人的收入想来养活，是何等的不易。无奈之下，作为长子的我，和父亲一起担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于1946年辍学去工厂当了学徒工，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慢慢地，我有了工资收入以后也能够补贴家用，缓解了父亲的压力。所以，我从小就开始独立生活，挣的钱不仅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还能补贴家里。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946年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那年我仅15岁。
对于这件事，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很多，我想：工作就工作去吧，反正家里负担比较重，我作为老大，理所应当去做事。从此，我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担子。
几个亲人
我的几个亲人主要是外婆、外公、舅舅、姑姑等。
外婆是家庭妇女，外公在宁波市中心工作。
宁波有条江叫甬江，连着江南和江北。当时江南到江北之间没有桥，在甬江上只有一座浮桥，就是由小船搭起来的浮桥。我外公的工作就是看管这座浮桥下面的船，有时候起风啊，或有什么天气变化，他就会去调整那些船，以确保过桥行人的安全。
我舅舅在外公去世后，就继管了浮桥的工作。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太好，外婆家虽然好点，但也是勉强过日子，没法救济我们家，至于其他的琐事，已全然不记得了。
对于我那至亲的姑姑，迫于生计，被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还经常到她那儿去，主家的经济情况比较好。碰上姑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她总是拿点东西给我吃。不过日子不长，姑姑就离开了这个家庭。她有个邻居，就住在关西那边，在一个小报社当记者，跟我姑姑有了接触，日久生情，后来他们俩为了爱情私奔了。我姑父就是那个记者，现在和我姑姑生活在上海。
至于姑姑私奔之后，那边有没有找来要过人，我都没有印象，主要是因为我年幼，对于长辈之事也无从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