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们的厂长是一个老革命同志，叫杜秀珍，比我们大好几岁。后来他跟我说，我1965年来工厂的时候跟人说话还脸红呢，会觉得不好意思，现在都能独当一面了。
我能在工厂做得那么顺利，并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都是与这个厂子不可分割的。当时从专业角度来看，里面没有多大的学问。只是凭借原来的一些经验，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上。要是说创造出什么成果、奇迹，那倒没有。但是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我们这个工厂办得还不错，产品也不错。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校工厂还办过技校。1973、1974年完成了两届技工培训，共98名学生。技校工作组由三人组成，他们是：校长曹重三、教务刘书艺、政治辅导员喻才庆（复转军人）。教师由工厂人员自己承担。杨国良老师教机械制图、田威教金属切削原理、杨建（1965年高中毕业生）教物理、陈培之（1965年高中毕业生）教数学、邹菊梅教电子，政治课由大学老师教。技术课程在车间劳动中由各车间师父指导。毕业生除22人留厂外，其余都分配到北京市各中学，成为各校工厂的技术骨干。这批学生在改革开放后有18人考入大学，也有出国留学的。有不少人到机关、企业任职。如张卫江现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孙建燕是微创公司负责人之一、江荣建是北京电视台编导、郑贤兰是国家图书馆部门负责人，留校的很多人都成为中层干部。
最值得说的是工厂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对于我来讲，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成长起来了。包括后来我又回到系里，当教研室主任，当院长，我双肩挑，一面搞学术、教课，一面做行政领导工作。这些能力都是在校办工厂里培养起来的。要是没有那十几年的磨炼，我后来的工作也不会那么得心应手。
那几年对我来说是一生当中积累经验最宝贵的时间，但也耽误一些事情。如果那几年我不在校办工厂，而是去搞业务的话，可能也会小有成就，毕竟那是我专业所学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在校办工厂的工作也运用到我专业的一些知识，而且还培养了我其他方面的能力。
扎实的理论知识，加上校办工厂工作的经验，为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至少我实践过，理论也学习过；我不但组织过生产，还有这方面的实践经历。所以说工厂的事业没有和我的专业完全分离，都有着互相关联的作用。
之前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回来之后当老师，多了一些实践的机会。到了工厂之后才真正把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而且把我过去五年在工厂里学的一些技术、操作的经验，也都结合了起来。后来我带学生到工厂去实习，我都不怕会出错。因为那些东西我都熟悉，而且知道怎么操作，学生对我的尊重就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了。
痛苦的“文革”
“文革”这一辛酸而沉重的字眼，相信经历过的人或许都不想开启那段曾经痛苦不堪的记忆。漫长的痛苦中是否也夹带着些许的甜蜜？痛苦与甜蜜都让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好奇，也很想了解那段独一无二的漫长十年。
那十年，我是在校办工厂度过的，当时厂子里也分成两派，大字报照样到处贴，把我们四个领导干部都扯进去了。荒唐地说我是“走资派”，有时候批判我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代表。
这还与我留学苏联有关。过去的时候都是计划经济，计划是法律，是必须遵守的，这话我是说过，但有些人抓住这把柄，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用大字报来批判我。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四个领导都被戴上高帽，带一个小簸箕，和全校所有的“走资派”去游街。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那些所谓的“红卫兵”实在找不到我们与“走资派”相关的东西，也拿我们没办法，只能找些机会拉我们游街出气，完了让我们到劳改队去劳动。说起劳动我们可不怕，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的。
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他们把我们这些人集合到大操场上说：“今天让你们尝尝劳动是什么滋味！”
这实在是太可笑、太荒唐了。把我们晒在太阳底下，拿劳动来威胁我们！我心想，你们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劳动了，劳动的滋味几乎天天都在尝。不过为了避免自寻麻烦，也只是在心里想而已，不敢说出去。
当时来说，我们都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学生都是“造反派”，跟着“红卫兵”领导我们劳动。他们管不了那么多，做完该做的，我们四个人就回到工厂，该干嘛干嘛。有空我们去看看大字报，校内的、校外的都一一看过，了解情况。
我原来人大的导师叫王嘉谟，“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有段时间在我们工厂里当生产调度，负责生产的安排、实行工作。我的导师王嘉谟是地下党，当时他在党支部当领导，他的弟弟是党员。“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在一次庆祝会上，喝多了，因为他平常对外人都挺好的，喝酒喝多了难免说些不该说的话。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就把这件事给搬出来了，这下他就成了“反革命分子”，跟着“走资派”一起去游街。游街的时候要戴上准备好的高帽子，但不知为何，他游街时正好没有这些道具了，有一个学生就拿出一个纸篓扣在他头上。当时正在下雨，那纸篓里的红褐色墨水都流了下来，弄得他身上一片狼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才得以平反，其实他就是喝醉酒了以后才那样，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他也不是反革命。
当时的批斗就是这样，说谁是“走资派”就斗谁，让人毫无招架之力。
被批斗的人头上戴的道具都是学生给准备好的，游街时还要敲一个破锣。刚开始的时候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全都被斗，当时学校有一个大广场，每次批斗活动都在那儿举行。
那时候我们系里面是比较平静的，没有特别大的矛盾。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被关押起来。当时关到牛棚里的人不在少数，被关的人完全没有了自由，他们的生活也不能自理，属于完全隔离，饭都是由专人送进去，有的老教授在地下室里还不明不白地被整死了。
同一个学校，不同的两派，以前的关系都撇到脑后。大家都互相找茬，最可恶的是随便打人。看到这种场面，谁也无能为力，根本不敢前去劝解，谁要是去劝阻遭殃的不仅仅是自己了。这种感受是最痛心的，眼看着别人被揍，却又无可奈何。
一个人要是想占有一些东西，很容易会挑出别人的一些毛病来，至于他挑出来的是你本身的毛病，还是经过了加工的，那就要看你的人际关系了。如果你和别人有过节，他会找机会做文章，给你添油加醋地上纲上线，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今天说你是“革命派”，明天又说你是“反革命”，你也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别人说。那些日子，根本没有任何保障，即使法律也保护不了你！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很特别的。晚上睡觉都会不踏实，指不定那会儿把你从朦朦胧胧的睡意中揪出来，你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当时大家都生活得小心翼翼，都害怕自己被揪出去。如果自己心里头没鬼，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有的人就会提心吊胆，总怕哪一天被揪出去。
人民大学两派很快发展成武斗，我住的筒子楼被一派武斗队占领了，住的人不能随便进去。每家的门都被撬开了，东西随便翻，随便拿。幸好在我有些预感时，就赶快把要用的东西，如被褥、衣服之类，搬到秦老师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学院去了。很快人大幼儿园又被武斗队占领了，孩子都被赶了出来，我女儿不到四岁，在人大幼儿园。那天我还没有自由，秦老师一听到消息就急急忙忙往幼儿园跑。她和许多家长一样，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抱着孩子的卧具和衣服，尽快离开幼儿园，生怕受到武斗的伤害。那狼狈的情景很像当年上海被日军占领时，人们纷纷往租界逃难一个样。